这样，在汪泉治疗问题上，意见分歧明朗化了。事后我有点埋怨自己，治疗上好端端的良好气氛，被我一下子给破坏了。

　　然而埋怨归埋怨，分歧却无法回避，这是生命攸关的一步，尤其对像汪泉这样难治性的白血病患者。省中医院尽管同意请专家会诊，但能否同意未缓解就移植还难说。即便按照会诊意见办，到目前为止，供者的落实情况还毫无音讯，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在时间上耽误不起。

　　人在面临生死抉择的重大关口，因为个人智力、胆识和勇气的不足，常常感到虚弱孤单，多么渴望身边有个可以商量甚至共担责任的人。当时小楼去了昆明，二妹环贞从老家来杭州帮助照料汪泉生活，但对治疗上的事，她出不了什么主意。我在汪泉治疗决策上已有过一次过失，把最佳黄金期给痛失了，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想来想去，只好再打电话求助远在成都的席宁教授。“白血病是难治的病，汪泉的病又是难治中的难治，选择在哪里移植尤需慎重。”席宁在电话上听完我的陈述后，开宗明义表态说，“我对北京道培医院还是有所了解的，尤其是对吴彤和她老师陆道培教授。陆教授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我国第一个搞移植成功，堪称‘移植之父’，在对白血病治疗上做出了重大成绩，也带出了一批富有潜力的团队。吴彤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这些年来，她在陆教授指导下，无论在实践还是科研上，都有很好的积累，在他们医院乃至全国都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她愿意为我们的孩子治疗，最好不过了，应该毫不犹豫，立刻过去！”

　　我在电话上向席宁陈述了自己在转院问题上的一些难处和顾虑。席宁言简意赅地开导我：“那边医生对你们好，我作为一个医生，从理论上讲，认为都是应该的。医生干什么的？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当然我们要尊重当地医生，需要做些工作。是不是这样，最好有

　　能跟医生说得上话的人，帮助我们从中做些沟通工作，希望理解我们。如果工作实在做不通，只好一切以汪泉的病为重了。我相信，只要你们内心敬重他们，过后他们都会加以理解的！”

　　至于请外面专家会诊问题，席宁作为业内人士在电话上坦言，他并不是指所有会诊，那样打击面太大了。而是这中间的相当数量，恐怕只能算是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一种精神安慰，对治疗起不了多大实际作用。且不说目前邀请真正有水平的专家不容易，即便请来了，新来乍到人家的地方，发表意见要不要考虑到彼此同行间的关系，说话能否真正到位，意见的本身是否正确等等，这些还暂且不说。即便说的是真正深中肯綮的真知灼见，需要通过手术和用药来实施，不同医院的不同医生做起来，达到的效果很可能也各不相同。席宁像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劝我别把宝贵的时间用在这种费力不落好的事情上。他在电话上最后笑着说：“浙成，我送你八个字：当断则断，不要犹豫！”

　　平心而论，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事情，还不至于糊涂到做了这个忘了那个。然而一旦角色转换成当事人，我这个被女儿讥为日理一机的脑袋瓜，显得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席宁的话提醒我该搬救兵了。

　　救兵第一人选，自然想到周主任小时候的好友浙大出版社的王利华老师。

　　一个多月来，她对汪泉的悉心照料和帮助，常常使我感到有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切和温暖。她对这段时间以来汪泉在医院的治疗情况，应该说是一清二楚的。当我在电话上向她谈了目前在汪泉治疗上的两种不同看法后，对我们要求转院的想法表示理解，愿意帮我们做做周主任的疏通工作。于是，约定第二天早晨上医院一起找周主任。

　　等医生们每天例行的查房结束后，周主任把王利华老师和我叫到她办公室，听我讲了要求转院去道培医院的想法后，仍然不同意。仿佛事先约好似的，我口袋里手机响了，打断了周主任的话。电话是北京小郑打来的，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台湾慈济骨髓捐献中心正式通知道培医院，已为汪泉检索到六个位点相合的供者，年龄四十一，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