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新民晚报》上曾发表了方翔先生谈著作权与所有权的短文《名人书信手稿能否拍卖》。我以为，从法理上说，方翔的文章谈得很清楚了，即著作权归写信人，所有权归收信人，如收信人要转让所有权，那是合法的，但不应将其公开发表。从这里我还联想到另一问题，即作家要为名人作传，作为名人著作权继承人的亲属后裔等，其实也是无权干涉的。传记写作乃至评论、研究等，这是写作者、研究者的独立工作，名人只是其写作或研究对象，作者写不写，怎么写，那是作者的自由，是不必按着名人亲属的指挥棒转的。现在据说有一不成文法，即这类写作研究都要有名人亲属的首肯，我以为在法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然而，杨绛先生的不快，却不是一个法理问题，而是一个感情问题，或曰人之常情问题。试想，本来是很谈得来的朋友，许多私密的话在别处不说，可以跟朋友说，这说明什么?说明信任。一位受信任的朋友如把私密的话到处乱说，或者退一小步，虽不在公开场合说，却在别人付费以后转告，哪怕是不相干的人也没关系，谁付的费用高就告诉谁，甚至，还要广而告之，某月某日在某处，将以谁的出价高而决定把这些私密话告诉谁，你想想，当初说话的人，或说话者的亲属，他们心里会好受吗?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己的信任被信任者出售了，而且还是当众公开出售——卖。这就是杨先生生气的缘由。

　　当然，仅从所有权看，出售者是合法的，他有这权利。杨绛先生此前要他“给一个说法”，也不是要他回答是不是犯了什么法，而是要他回答自己：你是不是对得起我们过去对你的信任?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情感问题，或人之常情的问题。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各人自己的选择了。各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只要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有人考虑到珍贵资料能否可靠保存，所以要在生前处理好(拍卖因出价高，有时反有利于它不致轻易受损)；有人考虑到实际收益，要在价格最高时脱手；有人考虑到自己与对方的内心感受，所以决不在当事人在世时转移……对此，他人很难骤下判断，也不应说三道四，作轻率的道德谴责。然而，人情的角度，是人世间最珍贵的，因而是无价的，这是我们所不可遗忘的——杨绛先生的生气，及时提醒了我们这一点，这恰是世人须向这位百岁老人深表感激的地方。（相关报道见A13·文娱新闻）

　　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