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孙犁有个相处五十年的老朋友，名字也有意思，与唐代大诗人“李白”名字相对，叫作“李黑”，是搞美术工作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出来的画家。早年我们老家屋子里挂着爷爷、奶奶的画像，就是他给画的。

　　李伯伯与我父亲相识于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上，父亲在1987年4月7日曾写过《芸斋小说·杨墨》一文，写的就是他。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父亲从宣化步行十四天回到华北，1947年的时候，李伯伯来到我们家乡，就住在我们家里。经人介绍，他娶了一名我们村里的妇女干部。她叫俊英，人能干，身材高挑，长得挺漂亮。他们是在我家西屋结的婚。白天，楞起爷爷帮着母亲她们几个给擀的面条子，招待众人。结婚当夜还有村人凑热闹去“听房”，婶子撺掇娘去，俺娘说什么也不去。这事她亲口告诉过我。李伯伯平日喜欢搞泥塑捏泥人，在《杨墨》一文中父亲有所描述，而且在文后“芸斋主人曰”中提到了河南淮阳土产泥虎、泥蛙、泥鸟，为当地青年所送。父亲“藏之书柜，珍视如出土文物。并因此忆及老友逸事”。后来父亲把两个身上绘有绚丽图案的泥鸟和七八个黑花泥蛙送给了我，并夸赞这些民间艺术品做得好。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对其珍惜喜爱程度，今写此文直觉鼻酸眼胀，愈感父爱慈晖如春。

　　1993年父亲住院后，一天我独自在学湖里为父亲看家，正在独单干活儿，突然见李伯伯费力登上楼来，要看老友如何。他坐在独单木凳上，关心地询问了病情，十分牵挂与关心，未见到老友之面深感遗憾，喝了杯水便告辞了。他确如父亲所写，“高大如杨”“漆黑如墨”“精神不减”“体胖有加”，下楼时看他腿有些费劲，幸好有拐杖助力。父亲住多伦道时他可是经常去，两人在住房门口还照了一张相片，穿一模一样的蓝布制服衣裤，戴一样的蓝布帽子，个头儿都在一米八多，只是胖瘦不一样。看父亲的作品，我知道了一些他俩在解放初期结伴而行逛小市小摊的趣闻，一个是讨价还价必得白给才甘心，一个是要多少给多少不会还价。两人一块吃些炸糕煮肠快活无比，提笼架鸟一直走到马场道干部俱乐部那儿怡然自得。老李黑（家里人都这么叫他）在贫困潦倒当了无业游民之后，父亲在他断炊之际几次借给他钱花，几次帮他，从不歧视他、冷落他，两人友情甚厚。父亲出院后，李伯伯的儿子又代父母前来看望。父亲和他说了话，他也跟我姐和我唠了家常。他还在独单借我姐毛笔在宣纸上写了字，看来也爱写写画画。那时他好像要出国了。由于儿子的能干与不懈努力，李伯伯的历史问题得以落实政策，晚年境遇逆转，所以父亲称他是一员“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