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曾赞誉乃珊为“80后上海小资的开拓者”，在上世纪80年代前，某人被戴上“小资”的帽子就会和反反复复的批判和检查结缘。 

　　乃珊十四五岁时就是追星族，她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帕克的《百万英镑》连环画与她心仪的洒上香水的蝴蝶结、手帕珍藏在百灵盒中。她是长辈们心目中的乖乖女，长大后她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懂得尊敬，孝顺长辈，做人要低调，心胸要大度。从小的耳濡目染，直到乃珊在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中学教学开始，就因为她身上的小资气息而被同事疏远。那时期正是即将开始“文革”前的“清理阶级队伍”，“四清”的极左时期，因此她在学校的同事就很少与她接触，学校图书馆的老师说“程乃珊几乎要看遍了图书馆的书了”，这也为乃珊的深度近视埋下祸根。她在学校逢到加工资时，分三、五、七元的档次，乃珊总只能有加三元的份。乃珊虽心里不平，但仍坦然对待，带的班级以乱班为多数。恰恰就是这些班级的学生，在乃珊生命的最后16个月中，是他们和朋友们轮流来医院陪夜护理。可见“小资”乃珊在这些学生和朋友们的心目中的地位。 

　　乃珊的性格是外柔内刚，认定的事一定要去做。在她患病期间，尽管精力和体力已大不如前，但她原来所开的专栏却从不脱期。在她生命最后的16个月中，仍然为原来约定的报刊按时供稿：《青年报》《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学》《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食品与生活》《大众心理学》《生活周刊》《爱的教育》以及外省的《浙江日报》《今晚报》等，以至一些报刊的编辑在报上得知乃珊去世的消息后哽咽惊呼：“怎么也想不到程乃珊竟在重病中仍为我们按时供稿！”他们还不时地来催稿，乃珊还要我对他们说，她有点不舒服稍晚几天给稿，而对她的病情却只字未提。事后有位编辑在电话中泣不成声向我说：“对不起乃珊！我们实在不知道乃珊病了，且病得这么重还在为我们赶稿……”乃珊说：她自己对什么事情都马虎，只有对她的写作一点不马虎，对朋友的情意不马虎，都是全心对待。在这段生病的日子里，她共写了将近11万字，最后一篇文章是发在《上海文学》第5期上，最后一篇口述文章是我为她笔录的《用生命煮成的咖啡》，是为祝贺朱曾汶老师九十华诞而作。她常说：“我如果一天不写东西，那我这一天就白活了。” 

　　乃珊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与她遇到的“贵人”是分不开的，李楚城老师、彭新琪老师……当时他们对年轻作家的指点和辅导循循善诱，不厌其烦。乃珊写就了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而后在彭新琪老师的“你不能永远只唱妈妈教的一首歌呀”的一再鼓励下，写出了《蓝屋》《穷街》《女儿经》。散文《你好，帕克》把小资的情调发挥到极致，以至后来一些写作人凡要表现他们笔下人物的“小资”，先要把自己的长辈说成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祖上也开厂，乡下或有田地，或说曾是乃珊的邻居。尽管如此，他们怎么也写不出“小资”的生活细节。更可笑的是一位仁兄与我外婆素不相识，却在文字中把我外婆描摹成几乎像交际花了。此公想与我外公外婆吴家与贝家拉近关系来提高描写小资的含金量。毕竟是别处的蟹，再在阳澄湖里泡也无济于事。

　　“小资”并非只是下午茶，吃咖啡，百乐门，用名牌，坐豪车，否则剔除了这些东西后你什么也不是，上海岂能成为国际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