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史素来有文人画与匠人画之争。文人画自然属高雅艺术，视如拱璧；而匠人画则属于“下里巴人”。但海上画坛却有这样一位画家，偏偏以“民间艺人”自居，每幅画都钤上“民间艺人”印章。他，就是戴敦邦。

　　戴先生自幼家境贫寒，长期生活在下层民众之中，从小接触活跃在民间杂耍，卖拳头，拉洋片的江湖艺人之中。不过，他最佩服的还是他家附近寿器作坊里的一个民间画工。这位师傅用毛笔蘸了金漆在漆杯上画图案，须臾之间，花卉翎毛，山水人物便跃然而出，虽非“文人画”格调，但生活气息浓郁。

　　然而，对戴先生来说，真正为博大精深的民间艺术所征服的，还是1979年那次敦煌之行。抵达敦煌当天，他便只身爬入一个密宗洞勾勒临摹。望着洞壁那些妖冶恐怖而又惊心动魄的人物造型，一种被净化了的感觉蔓延周身。他深深感喟，创造那些辉煌艺术的恰恰不是文人雅士，而是平凡的民间画工。他豁然开朗，从此自命为“民间艺人”，时刻告诫自己要永远根植于民间艺术的土壤之中。

　　由于长年浸淫于市井生活之中，戴敦邦所描绘对象大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江湖艺人、货郎铁匠、灾民乞丐、佃户农民、婢女渔夫等。与此同时，他也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中寻觅创作灵感，最打动他的自然是施耐庵的《水浒》。

　　大约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戴先生无意中见到明代大画家陈老莲所画《水浒叶子》，如获至宝，那种兴奋狂热的程度绝不亚于童年收集《水浒》香烟牌子。于是，他冒着酷暑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一丝不苟地临摹这册《水浒叶子》。从此，他和水浒便结下不解之缘。

　　除《水浒》外，戴敦邦先生对《红楼梦》人物描摹也有独到见解。《红楼梦》小说抄本当时一经问世，画坛便出现以此小说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中，尤以改琦的《红楼梦人物图》流布最广。而程十发、刘旦宅创制的《红楼梦人物图》也以自己的风格独步画坛，且艺术成就远远超过改琦。

　　戴先生首绘《红楼梦》人物，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应邀为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英文版《红楼梦》画插图。面对前辈、同行已取得的成就，他毫不畏惧，勇于尝试。在熟读原著基础上，他虚心向周汝昌、启功等大师求教，透彻分析各家短长，最终确立自己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力求准确“图解”《红楼梦》各色人物。“图解”一词历来为文人画所不屑，但戴先生认为要忠于原著，正确“图解”殊非易事。“红楼”人物身份、地位、年龄、容貌相似者甚众，稍不留神，便会流于雷同，“千面一人”。所以，他在传达人物性格上下足功夫，像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在外表上都很美，但戴先生对林黛玉着力渲染她的圣洁、忧悒；对薛宝钗则突出她的“冷”和“静”，揭示其“心如城府之严”又“聪俊灵秀之气”的性格；而对史湘云则点出她“娇憨”，凸显她“真名士自风流”的个性特征。故此，戴敦邦的《红楼梦人物图》别出新意，又法度谨严。后来，他又花两年时间，两次绘制《红楼梦》绣像，以期更好传达红楼神韵。但戴先生似乎仍不满意，常感叹自己未念过正规美术学院，缺乏传统绘画训练，“……心中徒有山石竹林之形而难以用笔墨表达，若信笔涂抹，又无从收拾。想到了形，忘了用笔；注意了用笔，却失了形。越想小心收拾，就越是破绽百出。”大概十多年前，他又第四次绘制《红楼梦》人物图，共二百四十张。这的确是一次艰难跋涉，但他却乐在其中。

　　漫画家方成先生曾言：“敦邦名字像外交部长，人可像戴家庄里的老乡；自号民间艺人，却是艺术门里的苦行和尚。”我想，这是对戴敦邦先生最传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