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在南京禄口机场，我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路过这座机场。分别时送给朋友戴尼尔一本二手的英文原版《夜航西飞》。“写点什么，”他要求道，“最好是绝望的句子，我受够了不切实际的温情。”于是我在扉页上用钢笔里最后一滴墨水写下这样的句子：

　　We fly a little every day. We die a little as well.

　　我们每天飞远一点，我们每天死掉一些。

　　戴尼尔看了之后说：“对，时间不多了，不要浪费。”他飞新加坡，然后转机前往南美。我则开车回住处。

　　如今我已逐字逐句将《夜航西飞》译成中文，且中文译本也再版了精装本。“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听从自己的心。”戴尼尔听说以后这样回答。

　　那次分别一个月后，戴尼尔发简讯来，离开南美的最后一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店里梦见我。我问：“你把书读完没有？”这么好的梦，可惜我是梦里的人，而非做梦的那个。

　　当戴尼尔在平安夜登上马丘比丘的时候，我正和当时的老板唇枪舌剑谈工作，他要砍我的预算。看见戴尼尔说终于到达马丘比丘的手机简讯时，想起聂鲁达长诗《马丘比丘之巅》中的句子：我看见石砌的古老建筑物镶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间。激流自风雨侵蚀了几百年的城堡奔腾下泄……

　　终于按耐不住，发出一声叹息，合上面前的会议笔记。老板吓到了说：“怎样？不过是预算啊。”我举起手机给他看。

　　“马丘比丘？印加？！”他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太理想主义。”

　　据说在大约十五世纪的时候，强盛的印加帝国选择在海拔2400米的崇山峻岭之间以巨石建造起这座雄伟的城池，不过是为了离太阳近一点。建造完这样的理想主义城市，留下许多谜语以后，他们就消失了。仿佛那个以一双蜡翅膀飞向太阳的伊卡鲁斯，在最接近的时候坠落。

　　会议结束我给戴尼尔回简讯，问他：“走那么远，累不累？”他答：“人生这么长的旅程，一走几十年，怕的不是累，是厌倦。”

　　不久我终于辞去了白领的工作，第一站是南太平洋。跨越季节和赤道，像戴尼尔说的那样，走得越远越好。住在斐济群岛的某个小岛上时，决定尝试一直不够勇气体验的夜潜。教练在码头上检查我的装备，下水前给了我一只手电筒，没有多余的话。夜潜中途下起了暴雨，在水下只听见隐约的噼啪脆响，抬头的时候，在气泡间依旧能看见远处群山间的闪电如坏了的灯泡，明灭不定。教练示意关上手电，我发现四周和我们一起悬浮的是萤火虫一样的浮游生物。一只很少见的粉红色海星从我肩头经过，它有透明柔软的触须。

　　深夜的海洋与宇宙星空如此相像。当我们向更深处沉潜，感觉就如同往宇宙进发，如同飞往太阳的伊卡鲁斯。

　　原来当一个理想主义的旅人，这么自由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