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春运”，我们这些曾经在外地工作的插兄插妹最有体会。那时对春运远没有现在那么重视，火车晚点是家常便饭，能坐上火车就是大幸特幸，何时到家没有个定数。那时没有预售票，也没有座位票、站票之分，反正到了火车站票总能买到，上得了车上不了车就看你的本事了。我在江西曾经工作27年，我们上车的车站是福建的光泽站，不是始发站，都是路过车。每年回家探亲的历程真可谓曲折婉转、有惊无险。

　　1979年春节是以“过革命化春节”为名多年后第一次重新过传统意义上的春节，全国掀起了回家探亲的高潮。我当时在一个乡镇工作，越是到年终越是忙。儿子满11个月，刚刚断奶。爱人因为是教师放假比较早，公婆年事已高，他先行回家帮父母料理春节前家务。我一直忙到小年夜才放假。因要带孩子回家，路上的正常行程要16个小时。上车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调好两瓶奶糕，备好奶粉，与玩具一起放在一个军用小背包内。晚上同事把我们母子俩送到光泽车站。十点左右，列车终于进了站。哇塞，整个列车挤满了乘客，门窗全部不开。情急之中，我把孩子高高地举起，也许感动了车内的乘客，他们把窗子打开，下面的同事把我托起推进窗内，怎奈背上有个背包，怎么也进不去，我就把背包拿下，顺手递给下面的人，自己终于“趴”进去了，然后把儿子抱进来，这时我想起装有儿子玩具和一路“粮食”那个军用小背包，便让下面的同事递上来 ，但下面的同事都说没有看见，估计是我放下时被陌生人拿走，他以为包内一定有值钱的东西，竟开溜了。这下急死我了，这一路上十多个小时，大人还熬得过去，孩子吃什么？我着急得“哇”地嚎啕大哭，下面的同事也无计可施，因为列车马上就要开，就是到附近商店买点食品也来不及了，只得含泪告别同事们。

　　车厢拥挤的程度，用水泄不通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只能一只脚落地，另一只脚搁在别人的行李上，又闷又热，儿子一下子不习惯，拼命地哭，怎么哄都哄不住。我又急又恨与儿子哭成一团。列车上的乘客得知我的遭遇纷纷安慰我，有的拿出馒头，有的递来爆米花糖。有东西吃了，儿子慢慢静下来。只过了一站，就有一位靠窗坐的解放军下车，把位子留给了我，一旁等候多站的乘客没有一个有异议，我“心安理得”地坐上了靠窗的位子。我带了一壶开水，乘客送给我的那些吃的成了儿子一路上的“食粮”。好在儿子不挑食。一路上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玩。儿子人见人爱，又不怕生，大家轮流抱抱，逗逗乐。

　　火车每站都有乘客“吊车”，所以站站延时，16个小时的行程走了24小时，足足晚点8个小时。一壶水到第二天就没了，孩子没水喝，又开始烦躁。乘客们就用我的小茶缸一次一次地递水，看着那只盛满水的小茶缸从车厢东面一路递来，真是一道温馨的风景线。尽管大家都很需要水，但知道是给孩子喝的，没有一个人“私贪”。由于车厢拥堵，根本没有办法上厕所，眼看火车过了杭州，上海快到了，小家伙一泡屎拉在我的身上，我很内疚地向周围乘客道歉，这些乘客没有责怪、没有嫌弃，帮我把外套全部脱下。我们母子在车厢热心的乘客们帮助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旅途。等到火车驶进上海站，我丈夫和儿子的三舅已经等候了8个小时，那时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只能在焦急中等待。

　　想起这次艰难的旅程，打心眼里感谢那些素不相识的热心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