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似横店，上海没有分工明确的群头和带队，也没有对群众演员的层层盘剥和潜规则。

　　但比起北京和横店，上海也同样显得有点冷清，尤其是这几年。

　　其实，“海漂”也曾和“北漂”一样，代表着生生不息的梦想。

　　其实，也还有很多年轻人为了理想、为了热爱，来到这座城市，并且留在了这里。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亲切

　　德龙：会烧红烧肉的斯里兰卡音乐人

　　如果德龙走在外滩，你会觉得皮肤黝黑肌肉紧实的他是个来上海观光的外国游客；如果德龙跟你聊天，你会相信这个会说“阿拉上海宁”的斯里兰卡人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的确，他来上海很多年了，1998年到北京体育学院学习武术，2001年辗转来到上海体育学院，然后就没有离开过。

　　虽然这里的姑娘不像他以为的那样崇拜李小龙，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热衷拳脚功夫，但德龙说自己很喜欢上海：“我是小地方来的，很多人并不了解斯里兰卡，但上海特别亲切，没有任何排外，我在上海交到了很多朋友。我做贸易生意，做武术指导，做安全管理，也演电影上节目，2011年还出了原创音乐专辑。”唱片公司老板王江讲起自己的艺人说：“他和上海特别有缘分，所以德龙的第一张中文专辑就叫《中国梦》。”而德龙说中国、上海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很自豪地告诉记者自己的红烧肉手艺不俗，还补充说“西红柿炒鸡蛋我会放糖”。

　　同样大学毕业后来上海发展，在这里已经待了十几年的当代摄影艺术家孙郡也说“在上海，从来没有漂泊感”。他说自己不想长住北京，习惯了这里的空气，“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自由舒服，每天都有朋友可以陪我聊天喝酒。”他说，来上海是机缘巧合也是命中注定。

　　认同

　　李瑶：我愿意为团队付出更多

　　如果说斯里兰卡听起来“遥远”，那么新疆乌鲁木齐到上海的距离是4000公里，坐特快列车需要一天又21个小时。五年前新疆姑娘李瑶到复旦新闻系报到，是她第一次来上海。

　　如果说当初报考复旦算是误打误撞，那么四年后选择留在上海，这个90后姑娘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学期间她去澳门交流了半年，又在湖南卫视实习了半年，还到北京和东三省溜达了一圈，最后还是放弃去香港继续深造的机会，决定扎根上海。“我是跟上海人民一起经过世博会的”，讲起自己当世博志愿者的经历，李瑶说她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居民骨子里的荣誉感：“以前都说上海人排外，其实不是，我们只是特别为自己的城市骄傲”，不经意间，这个乌鲁木齐姑娘用了“我们”。

　　让李瑶决定留在上海的，还有灿星，“这个团队的制作水平肯定是全国领先的。他们的制作理念也非常打动我。”于是，毕业后李瑶签约灿星。今天她的岗位是“助理二级导演”，在整个导演团队中很不起眼，但她却享受和小伙伴们一起奋斗的时光，“当你切身参与到节目中，当节目播出后能够打动和影响到更多人，就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李瑶说，如今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上个月只回了三次家，最极限的疲劳是为了节目连续一周加起来只睡了五六个小时。我们并不鼓励这样的“铁人精神”，但还是有几分艳羡她，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她的梦想。“我一分钟都没有后悔加入这个团队，愿意为它付出更多。”李瑶说这话时坚定的幸福，让人觉得美好。

　　疏远

　　张恒远：对上海，我还很陌生

　　让李瑶甘愿一周只睡五六个小时的，正是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相信她和全国观众一样，都会记得那个来自贵州凯里的男孩张恒远。获得亚军后，张恒远搬来了上海，住进了公司给他租好的公寓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给张恒远打电话的时候，他在深圳，刚忙完一个小演出，语气里透出疲惫来。距离半年前在《中国好声音》决赛后台，那个唱劈了音，还坚持自己就要唱《追梦赤子心》，哪怕因此输掉冠军的摇滚青年，有些遥远。“我在上海还没交到新朋友，每次回来一两天，休息调整一下就又出发了。”张恒远没有客套，他有点失望地说，“虽然算上比赛也来了大半年了，但我对这个城市几乎还是个陌生人，不熟悉这里的街道，不熟悉这里的酒吧，甚至不熟悉这里的食物。说不上哪里好，也说不上哪里不好。”经纪人也说，比赛结束后几乎一天都没有歇过，参加巡回演唱会、拍纪录片、商业演出、制作单曲，“几乎连化妆的时间都要跟睡觉抢”。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和张恒远一样的歌手或演员，虽然定居在上海，但其实奔波在各地。哪里有演出就去哪里，哪里有剧组就去哪里，他们对于这座城市，并没有生出依赖来。盼望上海，能够生出足够丰沃的土壤，来滋养他们的艺术生命。

　　梦想

　　罗宇：只摆得下一张床的房间

　　同样去年夏天参加了《中国好声音》，同样来自祖国西南，同样28岁，张恒远如今的奔波和疲惫，或许是桂林小伙罗宇所艳羡的。

　　这个眉目清秀的桂林男孩高音可以跟张雨生一样干净漂亮。他是搜狐《冲刺好声音》第一期的冠军，可是如今却租住在一千元一个月的老房子里。几乎只摆得下一张床的房间和简易的卫生设施叫人看得心酸。甚至，已经签约唱片公司并且很快就要发行单曲的他，有时候全部口袋掏不出一百块钱，靠泡面和鸡蛋饼支撑着自己坚持音乐梦想。

　　关于生活的艰辛，罗宇并不愿意多提，“我一个人吃点苦没什么，尤其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真的不是说大话。”罗宇说得特别质朴，甚至叫人不忍质疑他放弃杭州的白领工作是否值得。他说，这个城市有很多跟他一样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或奔波在去演出的路上，或挤在出租屋里写歌，他们中很多人还没他幸运，没有公司，也没有那么多良师益友，更没有机会发歌，“我要好好珍惜上海给我的机会，这里有我的梦想。”

　　后来得知，他4月份要发行的原创单曲就叫《上海梦》。 (下转15版)　　（上接A14版）

　　奋斗

　　阳光舞蹈团：撑过来就是一片天

　　若论艰苦，阳光歌舞团曾经挨过的黯淡岁月，也许不比罗宇明亮。

　　“最难的时候团里租了三套两室一厅的老式公房，大家就紧着最大的一个客厅，练功排舞。”阳光舞蹈团团长张新刚告诉记者说，1996年他们受邀来佘山欧罗巴乐园驻场演出，但游乐园两年后经营不善歇业了，“没有演出、没有收入、没有宿舍，但大家不甘心就地解散，都想留在上海，想要闯出一番名堂。”这个黑龙江男人忆起当年的苦日子也很是感慨，“主要是冷，那会儿租的房子便宜也没空调，冬天我们东北人根本扛不住上海的冷，睡觉时候得把被子捂过头，但第二天起来一看鼻头还是红的。”

　　所幸，怀揣着梦想，他们用踏实和努力，一点一点熬出了头。“那会儿我就坐着57路，从头坐到尾，沿途有四星级、五星级酒店我就拿个本子记下来，然后再从静安寺坐回龙柏，有酒店的那些站就下车，找酒店的经理发资料。不过，发出去10张名片，能有一个电话打回来就不错了，一般也就是给公司年会跳个开场舞什么的。”但很快，专业出色的阳光舞蹈团在酒店表演时被一个电视台的节目编导相中；又不久，兢兢业业的他们在录制中被更多晚会导演认可；再后来，你几乎能在上海所有的大型演出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最忙的时候一天要给电视台的三台节目配舞，连央视路过上海也会慕名找到他们帮忙，“2004年的时候，我们团的工资就比上海歌剧院的舞蹈演员都要高”，张新刚的语气里满是自豪和骄傲。

　　又10年过去，当很多民营演出团体纷纷倒闭的时候，阳光舞蹈团却已在北京开出了分社，和美国福克斯公司一起搞起了驻场演出，目前拥有50名舞蹈演员和15名杂技演员。张新刚告诉记者，未来计划在上海做一个有“本帮味道”的驻场演出，已经找到了投资方，“喝了那么些年黄浦江的水，我们也想为这座城市做点实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