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是清纯的印象，永远保存在岁月的流光中，滋润着人生的情怀。

　　又到“冷香飞上诗句”的梅开时节。儿时，在老宅客堂的条案上，放着一只祭红的天球花瓶，父亲总会将黄黄的腊梅和红红的天竺插入瓶中，这也许算是年岁的标签和时光的花环，成长的约定常在童话的缤纷世界中演绎。而原先有些幽暗的客堂，在红天竺、红花瓶与黄腊梅的组合中，不仅弥散出悠然氤氲的清香，而且顿时变得鲜亮明丽起来。因此，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祭红花瓶是和我们一起守望着青梅竹马时的纯真。

　　父亲对这只祭红花瓶很珍爱，时常用绒布轻轻地擦抹。也许是时光的陶冶，花瓶裹上了一层温莹的包浆，潋滟着年华的流韵。据父亲说先祖在乾隆年间中举，是同族的一位长辈为祝贺而送的，从此祭红花瓶穿越历史，托付着“芳草年年绿，风物岁岁新”的希望，安然虔诚地用其殷红宁静的色彩和我们共度春华。祭红的光泽，是我们童年天空的一片彩霞。

　　然而世事多变，浮尘起落。“文革”中，这只祭红花瓶也在劫难逃，被一个造反派头头在抄家时狠狠地摔在地上，还踩了几脚，随后扬长而去。在落阳的残照下，那一堆凌乱的碎片，泛出盈盈的红光，犹如一摊淤血。父亲望着眼前的一切欲哭无泪，我却悄悄地拾起一片，放在我的玩具盒中。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行囊中总带着这块祭红。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收藏童年时的花开花落。这不是宿命，而是为了远行。

　　如今已是一切释然，想忘于江湖，相安在现世。只是童年的那一抹祭红，成了我爱瓷藏瓷的机缘情分。然而秋水长天，云烟流岚，瓷性深处是人性。记得《景德镇陶歌》中曾唱道：“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搏烧百不同。”祭红，又称霁红、积红、宝石红，是最难烧造的瓷器，无论是御窑、官窑还是民窑，都很难掌控其器皿成色。因此民间有“想要穷，就烧红。” 

　　祭红，以其华贵典雅、丰润醇厚的色彩在颜色釉中独树一帜。祭红美而不俗、娇而不艳、芳华庄重、朴穆内敛。自明代永乐初期始烧成功后，到明末清初已日渐式微。清乾隆时，这位爱瓷的天子命景德镇恢复烧制祭红，历经窑工的努力，终于浴火重生。为此，乾隆兴奋得以诗赞之：“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在过去的柴窑内，安放祭红瓷的位置极有讲究，必须精确。可见烧制祭红，需要的是灵魂的对应，精神的感知。

　　在铜红釉系列中，“郎窑红”尽管艳美富丽，但却不够古朴端庄。“豇豆红”也算鲜亮华润，但欠雅致醇厚。唯有祭红一红压千红，大度雍容而釉面丰腴。收藏大家项元汴在《历代名瓷图图谱》中评其为：“祭红，其色艳若朱霞，真万代名瓷之首冠也。”唯其尊贵，皇家用作祭祖拜天的礼器，故称祭红。而更悲壮凄婉的传说是古代有一户窑工久烧祭红均变黑，于是该窑工正豆蔻年华的女儿舍身跳入窑中祭窑，方始成功。可见，祭红的存在就是一种因果。

　　有一种懂得叫放下，有一种开悟叫感恩。我后来也曾陆续收了一些古今祭红的瓷器，但与我保存的那片祭红相比，总觉略逊一筹。于是，为了得大自在，我放弃了这种寻觅与比较。因为我终于懂得：童年时那一抹祭红，已化入了我生命的原色。既抹不去，也找不回。只是以祭红来祭祀感恩岁月，让红韵来温暖红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