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8月1日有没有可能开会呢？我们还是用当年的报刊记录来印证。查到1921年8月3日《申报》，地方通讯栏记载嘉兴消息《狂风中之损失》称：“本月一日午后五时许，忽阴云四布，狂风大作……南湖中之避暑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性，而溺毙者有三人。狂风有一小时始止，此次损失总额，约计当在十余万左右，亦巨灾也。”

　　这则消息则进一步排除了8月1日开南湖会议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这天开会而午后五时许狂风大作，船翻人死，代表们在回忆录中不可能无人提起。更何况为了代表们的安全，这天的会议肯定要中止，不可能说南湖会议“顺利进行”，“圆满结束”。所以，去嘉兴只能在8月1日之后，8月3日之前，据当年的报刊记录来印证，白纸黑字，比过了几十年的回忆要可靠得多。因此，代表们到嘉兴开会的日子应该是1921年8月2日这一天，是可靠的。1921年8月2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它是党诞生的日子，也是南湖红船诞生的日子。 

　　到南湖红船上开会的一大代表到底是几个人？

　　出席南湖会议的人员究竟是哪几位。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考虑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引人注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两人没有去南湖开会。所有参加一大的代表们，对这一点都没有疑问，这是可以明确的。陈公博在上海会场出事后心有余悸，回到旅馆后半夜又发生凶杀案，第二天就带着新婚妻子去了杭州游玩，也没有去南湖开会。这是他自己的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所明确记载的。上述3人没有出席一大南湖会议是肯定的，没有任何异议。但李汉俊是否参加了南湖会议，众说不一。陈潭秋、刘仁静等人回忆，李汉俊没有出席南湖会议。由于李汉俊作为上海会场的主人，正受到密探的严密监视，不去南湖参加会议似乎是说得通的。

　　但也有多人说到李汉俊也出席了会议的。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地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犹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首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这里，明确地提到了李汉俊，而且张国焘对他“满不在乎”的样子都记得。包惠僧也说：“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有去。”这样看来，李汉俊应该确定为是参加南湖会议的。

　　何叔衡有否参加南湖会议，关键取决于他是否出席了上海会议。最早提出何叔衡没有参加会议的是张国焘。他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12人。”此外，董必武1929年写给何叔衡的信，就一大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会议内容及会议地点等作了介绍，从信的口气看，完全是向局外人通报情况，而不像是当事人之间核对细节。

　　何叔衡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张国焘所说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当时根本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制度，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至于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我们看一下原文。这封信是董必武在莫斯科学习时的1929年12月31日写的，应该说是比较早的记录。当年，董必武、何叔衡、张国焘三位一大代表聚集在莫斯科。张国焘与董必武是列宁学院的英文班同学，何叔衡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何叔衡两次听了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报告，他便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在复信中写道：“……不过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经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参考。1.大会在1921年7月（？）在上海开会。2.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后成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州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

　　这里，董必武明确写明了何叔衡是一大代表。有人说，既然他是代表，为什么还要向他详细介绍一大情况？笔者认为，这里可能是何叔衡因为听了张国焘的报告后，觉得要澄清一些问题，或者要董必武写一篇回忆材料用于别的地方。何叔衡向董必武要文章时，还提出了一个“五日之期”的要求，如果他自己要了解情况，没有必要规定五天内寄到。而有可能的是某刊物五天内要截稿，可能是五天内开会讨论时要用，也可能是其他同志要了解情况，所以董必武说是“供你们参考”这样的话，不是何叔衡一个人自己要看。不然，也用不着这样催他。

　　毛泽东在《毛泽东自述》中很明确地说：“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 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 人，其他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12个人。”这里，毛泽东明确了除了自己，还有一个湖南的代表，那应该就是 何叔衡。何况王会悟在回忆中明确指出何叔衡出席了在南湖召开会议，而且说“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

　　周佛海于1942年1月写的文章《扶桑笈影溯当年》中，有明确记载：“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刘仁静在回忆一大开会时发言的情况时，对何叔衡有明确的印象：“在发言比较少的人中，王尽美、邓恩铭是两个年轻的中学生，是抱着虚心学习态度参加会议的。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则年龄稍大，是脚踏实地的活动家。”

　　包惠僧更是直接反驳了张国焘的说法。他说：“张国焘的回忆录说，何叔衡不是‘一大’代表，这是乱扯。‘一大’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会议并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所以也没有什么合格不合格的问题。我可以肯定，何叔衡是参加‘一大’的。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

　　就连张国焘自己，也对何叔衡有深刻印象，而且还有声有色、有形象地描写：“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综上所述，何叔衡很可能是一大代表，而且出席了南湖会议。当然，鉴于有关可靠史料的缺乏，何叔衡是否确切可以肯定出席了一大还可以继续存疑，加以进一步考证。

　　这样考证结果，到嘉兴南湖开会的应该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包惠僧、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张国焘、何叔衡（待进一步考证），共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