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真是令人凄恻而惊心。大约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又有几位老朋友先我而去，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小。这不，顷接名票江妙春先生的电话，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缠绵病榻多年的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京剧学者王家熙终于远去了，他今年不过七十多岁吧。

　　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激起的反应是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家熙的夫人朱老师，表示一下慰问之意。家熙因为做脊椎手术失效导致下肢瘫痪不得不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所以还能斜倚在床上做工作写文章，取得一些研究的成果，虽有朋友的帮助，更离不开朱老师的支持。朱老师忍受的痛苦又何尝小于王家熙？我这个电话打过去，究竟说些什么才好，竟为此犹豫了一天多，想不到朱老师的电话倒先打来了，听声音她相当平静，大概早有思想准备。听朱老师说，家熙本来的话很多，朋友去了，谈兴尤浓。没有朋友在也会打电话跟人聊天。但在他去世前的十天半月里，忽然变得恹恹地不大开口了，很显然，这是预示他的生命之火快要熄灭了……死者已矣，生者自珍。我能够跟朱老师说的就是希望她多保重，过好今后的生活。

　　我查了一下资料。我与家熙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3月。那天是青年荀派名家常秋月女士在上海演出结束后约我同去看望的。家熙还坐在轮椅上由常秋月推着去了不远的一家餐馆吃饭。朱老师、我都去了。在餐桌上，几乎是家熙一个人在高谈阔论。他还让常秋月坐在身边，由他哼了两段荀派唱腔，说荀慧生原来是怎么唱的，现在人又怎么唱，差别在哪里？我看着他一副沉醉于此的样子，有点为之神往，觉得一个人只要有了精神寄托，不仅痛苦能得到化解，生命力也能得到增强。家熙的精神寄托就是京剧，他一生搜集有关京剧的丛书、杂志和绝版的老唱片（包括京韵大鼓）之多，堪称一座“宝藏”，家里放也放不下。

　　日子过得好快，从那次聚会到现在竟有四年多了。这期间与家熙倒是通过好多次电话。他的朋友多，座上客络绎不绝，也带给他好多有关京剧和其他的信息。家熙希望我也能去聊聊，我确实想去，终未成行，固然是生性疏懒，还有就是这两年又添了“老慢支”的毛病，一发作起来就要气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些心就像要从喉咙口跳出来似的。再有就是怕走路跌跤。已经跌过两次，左臂摔成轻度骨折，竟不知是怎么跌的。所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固守寂寞，此中况味，求家熙的在天之灵予以谅解。

　　由王家熙又想到今年早些时候去世的戏曲评论家、曾经担任过上海戏剧家协会秘书长的张丙昆。当年王家熙等一批青年人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到上海京剧院实习，就是由时任上海京剧院编剧的张丙昆带领辅导的。他们之间应有师生之谊，又俱已作古，也意味着京剧事业丧失了两个人才。

　　张丙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戏改干部”，最年轻，常用“卫明”的笔名发表文章，记得有一篇还是批评我写的戏剧报道中一些“谬误”的，其实是观点不同而已。“文革”后再相逢，大难不死，感慨系之，彼此的感情反而比以前更近了。“文革”前几年，张丙昆的任务就是追随在周信芳先生左右，协助做剧本整理工作，因而对周先生的台上台下都相当了解。据他观察心得，周先生所有在表演上的创新，都严格遵守了京剧传统的法度，不是随便瞎来来的。

　　张丙昆自己也能拉会唱。前些年他常到国际京剧票房去吊嗓。有一次登台彩唱，唱的竟是马派的《苏武牧羊》，可见个人爱好可以自由选择，不受工作影响。

　　年初的一天，忽然接到张丙昆的电话，很简短，只说了“我很好，很想念你们”两句之后就挂断了。有好几个朋友都接到过他这样有点突兀的电话，难道他自己有什么预感吗？不禁又涌起一阵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