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游记作家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曾把旅行描写为“放荡轻浮地向所有人敞开大门”。

　　二十世纪英国有一批游记作家，或者说爱旅行爱写游记的作家，对传统教育的Grand Tour欧陆行感到不满足，又想摆脱上层社会的偏见和束缚，于是爱去偏远地区“逃世”，若是不幸死在路上，也能成就一段传奇。

　　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穿行内陆亚洲，在北京写出了《去往阿姆河之乡》；将拜伦奉为“神人”的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去西藏找雪人，去世界尽头巴塔哥尼亚自我放逐；奈保尔足迹远至印度、巴基斯坦和刚果的偏远地区，倾听无名百姓的故事；与奈保尔从好友变成仇敌的保罗·索鲁（Paul Theroux）坐着火车优哉游哉，带着一双刻薄眼到处瞄。作家的想象力尤其丰富，他们将历史、民间传说与沿途见闻、丑事趣事杂糅在一起。

　　剑桥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部《剑桥旅行文学指南》，旨在对旅行文学进行系统化的界定、分析和归类。许多旅行写作与学术史紧密相关，比如查特文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出版于1977年，正好是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一年前。《东方学》曾被认为是“第一部极重视旅行写作的当代批评巨作”，萨义德仔细分析了许多游记的想象结构和常用假设，认为游记为研究殖民话语提供了最佳样本。

　　《剑桥旅行文学指南》的编辑彼得·休姆认为有三本书“给旅行写作这种十九世纪的过气类型注入了现代主义的审美，从而重塑了这一体裁”，除《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另两本是彼得·马西森（Peter Matthiessen）的《雪豹》（The Snow Leopard）和罗苹·戴维森（Robyn Davidson）的《沙漠驼影》（Tracks）。这三本书的共性是关注土著文化的命运，无疑都受到了写作《忧郁的热带》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

　　欧洲文人记录去殖民地游历的观感，自然要受到“东方主义”理论的检视；然而在老大帝国相继崩溃、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关于旅行文学的理论再次发生了变迁。文明冲突和文化休克论成为解释话语。欧洲人去殖民地猎奇或是妖魔化东方的心态随着欧洲中心的消逝、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而成为历史。

　　现在的旅行文学高手如美国人比尔·布莱森或是游遍中国的何伟，用平视的眼光去描写文化差异的种种细节，尝试去理解另一种文化。而英国文人现在若是再写香港地区或印度游记，多半会自嘲取乐：一想起往事简直备觉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