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绍基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消化病学主要奠基人。晚年在病榻上，他细数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血吸虫防治工作；二是创建仁济医院内科消化学科、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进行慢性胃炎、胃癌方面的临床研究工作。在第二件事中还做了件大事——他创办了《中华消化杂志》。

　　办杂志对他是“近水楼台”，因为他还担任着多家国际著名医学杂志的主编和编委，尤其是他主编了《斯堪的那维亚胃肠病学杂志（中文版）》，该杂志的国外主编总是请江绍基从杂志原文版中挑选优秀、实用的论文译成中文，附在《中华消化杂志》上发表，印刷费用由该杂志支付，免费赠给订阅者。

　　江绍基中英文修养深邃，许多英汉医学字典里还未收入的词汇，他都能根据其涵义写出恰当的意思。北欧学者曾将他的中文译文译回挪威文，两相参照，他们惊讶了：中国学者竟能如此深入全面地把握论文原意，遣词成句简直天衣无缝。

　　渊博的知识使他在分析病例时更显优势，曾经有个反复黄症的病人多方诊治都不见效，后慕名来到仁济，经江绍基诊断为Budd Chiari综合征，这个陌生的诊断令在场的医生惊叹不已。经外科手术，这个诊断得到完全证实。

　　国际肝病学会主席Rudi Schlid第一次来华讲学。他在会上提问了一个肝淀粉样变的问题，正当在座无人能答而尴尬时，江绍基站起来用英文流利作答，Schlid教授大为赞赏，从此与江绍基成为至交。

　　作为《中华消化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江绍基常对编辑们说，对待专家、权威的观点不要有门户之见，即使是同一单位的同事，有不同观点也是正常的，不能以大压小，而应以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的准则对待学术研究问题。他对无名小卒的来稿也一视同仁，只要有一点可取就热情鼓励，从不求全责备。

　　1981年杂志创刊前，为了给杂志造点声势，江绍基发起了一个病例讨论会，一下子吸引了全国一批著名医学专家，其中包括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

　　作为中央保健局医生，张孝骞当时80多岁高龄，从他健康考虑，他的离京申请当即被上级部门否定。张孝骞的犟劲上来了：既然是江绍基办刊物并亲自邀请，就一定要参加。前往上海前，他还签字“一切后果自负”。同行为办刊尽心尽力，江绍基为此激动得眼眶发酸。

　　要办刊给人看，自己就要不断充电。江绍基喜欢看书是出了名的。为了阅读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几十年来，他每天经常只睡四五个小时，经常在他家附近的菜场早市开秤时才睡觉。他阅读文献所做的摘记就达100多本，医学著述1000多万字。他曾开玩笑说：“我一生除了‘文革’中的一封检讨书外，从来没有被退过稿，也从来没有人改动过我的文字。”

　　每天晚上，全家人吃完饭后，在泰安路上他那个8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盏灯常常要亮至凌晨。一家四世同堂，没有书房，江绍基一直坐在他那张最熟悉的餐桌旁，一盏青灯一壶茶，遨游在医学知识的海洋中。

　　后来，家中几个子女都悉数选择了医学事业，家里常会在晚饭后出现这样的场景：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两代医生围坐在一起钻研各自的学问。

　　在江绍基去世后的第二天，有位厂长专程从外地赶来拜访素不相识的江师母。他动情地说，江教授生前曾多次帮助过这家厂，却从未接受过一分酬劳，他希望能对江教授主编的《中华消化杂志》出点赞助尽点心意。

　　十日谈

　　仁术济世的故事

　　邮票记载的医学奇迹，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