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事

　　一九四三年七月，父亲作长函复寅恪伯父去年八月二十七日桂林来函，附寄丁则良追悼张荫麟文、父亲油印诗页，并赠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第三期一册，该期杂志载有父亲撰写的《（石头记）评赞》。《（石头记）评赞》是父亲根据多年研究西洋文学、哲学、艺术之所得，及自己的体会，对《石头记》作出全面的评论。一九三九年元旦用英文作成，一九四二年秋译为中文（文言），刊于《旅行杂志》。 

　　父亲致寅恪伯父长函及所附各件，都是托付西南联大历史系本年毕业生房鸿机带去桂林面呈的。父亲在信中谈到西南联大下学期不拟聘刘文典教授的事。解聘教师，不是一件小事，更何况解聘一位随校南迁的著名教授。 

　　刘文典教授被清华解聘，父亲最初是听浦江清说的。父亲日记中，只记有为此事不平，没有说明事情原委及内在原因。有一种说法，“是由于一次课间休息，教师休息室中刘先生直指一位读错了古音的同事，这在学界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另一种说法，谓一九四三年春，普洱磨黑井大盐商张希孟请刘文典为其母写墓志铭，并作游记，开发该地；刘一九四三年四月赴磨黑。五月，学校按惯例给教师发送聘书。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的闻一多本不满刘文典去普洱，学校未与他联系径直发送聘书，大怒，立刻给刘去信称，发了聘书，也要收回。且云：“昆明物价飞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据说闻一多发信前找过文学院长冯友兰，提出对刘文典先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 

　　事实经过究竟如何？刘文典本人也有说明。他起初认为闻一多的信不过是“半官式信”，没有回复；只给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写了一信说，“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七月二十五日，刘文典又给联大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写去一封长信说明情况，自剖心迹。此信寄由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转，全文如下：月涵先生校长道鉴：敬启者，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诸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殁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近年日在贫困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适滇南盐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资请典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区素号瘴乡，无人肯往任事。请典躬行考察，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者，绝非水土空气中有何毒质，不过疟蚊为祟，现代医学，尽可预防。“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则专门学者敢来，地方富源可以开发矣。典平日持论，亦谓唐宋文人对瘴气夸张过甚，王阳明大贤，其写旅文一篇对贵阳修文瘴气形容太过。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辞而辟之，故亦遂允其请。初拟在暑假中南游，继因雨季道途难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结伴请兵护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动身之先，适在宋将军席上遇校长与蒋梦麟先生、罗莘田先生，当即面请赐假。承嘱以功课上事与罗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装。典以诸事既秉命而行，绝不虞有他故。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以后得昆明友朋信，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典初尚不信，因自问并无大过，徒因道路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耳。不意近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经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真有此事耶？米果贵至万元耶？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语，令人百思不解。典此行纵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典常有信至校中同人，均言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之言。良以财力稍舒，可以专心全力授课也。此意似尚未向罗先生提及也。此半官式信又言，典前致沈刚如先生信中措辞失当，学校执此为典罪状。伏思典与沈君笃交，私人函札中纵有文词失检之处，又何致据此兴文字之狱乎？学校纵然解聘，似当先期正式通知，何以用此半官式信？此事芝生、莘田二公亦无片纸致典，仅仅传闻昆明谣言典一去不返，故正觅替人。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径以奉询，究竟典致沈君私人函札中有何罪过，何竟据以免教授之职？既发聘书，何以又令退还？纵本校辞退，典何以必长住磨黑？种种均不可解。典现在正整理著作，预备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极。今得此书，特抽暇写此信，托莘田先生转呈。 

　　先生有何训示，亦可告知莘田先生也。雨季一过，典即返昆明，良晤匪遥，不复多赘。总之，典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再者，得地质系助教马君杏垣函，知地质系诸先生有意来此研究。此间地主托典致意，愿意全力相助，道中警卫，沿途各处食宿，到普洱后工作，均可效力，并愿捐资补助费用。特以奉闻。忙极，不另写信矣。专此寸简。 敬请  道安不一　 弟刘文典再拜（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梅校长收阅刘文典长函一个多月以后，始于九月十一日手拟信稿，简复如下：叔雅先生大鉴，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蓋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臆，藉颂  旅祺不一  梅贻琦敬启  （一九四三年）九、十一 

　　梅校长的复信，对刘文典来信的诸多奉询，未作一语解答。似亦完全不记得刘文典行前在宋希濂席上，曾向他与蒋梦麟、罗常培二先生当面请赐假。为刘文典教授被解聘，清华中文系同事亦曾去向代理系主任闻一多讲情。据王力回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父亲初闻刘文典遭清华解聘，曾与联大外文系法文教授林文铮提过此事，“铮命宓速函请寅恪函梅校长留典。”父亲有无采纳林君建议，不得而知，也不重要。因为早在梅贻琦校长复函刘文典表明不再续聘以前，寅恪伯父已向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云大文法学院院长姜寅清荐典为教授。据父亲日记，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下午，“接陈寅恪八月四日桂林函，房君未往见，宓甚懊丧。知寅恪已函云大熊、姜二公，荐典。又寅恪将于八月中，携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宓因此，痛感宓在此经济、精神种种艰迫，遂决即赴燕京与寅恪、公权共事共学。”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又接寅恪八月九日桂林函。知房生已往见，甚慰。又云‘毛女士返沪后，地址变更，姓名亦改。欲通音问，殊无办法’。” 

　　寅恪伯父一家留居桂林良丰后，一九四二年度第一学期，仍住雁山。寅恪伯父除了下山到广西大学授课，其馀多在山上埋头著述。屋顶有时漏雨，亦不隔热，蚊蝇飞舞扰人。家具奇缺。木箱为案，小凳为椅，双腿蜷曲箱边，一坐半天，笔耕不辍。寅恪伯父为杨树达撰《小学金石论丛续编序》，为邓广铭作《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等，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写成的。寒假中，全家迁入山下广西大学校园，住进教职员宿舍“半山小筑”，条件略有改善。 

　　一九四三年七月，寅恪伯父还曾应迁于粤北的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坚约，冒着路上遭遇轰炸的危险，由桂林乘火车到坪石住几日，去作短期讲学。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出版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