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挖掘，越来越多的“二战”史实浮出水面，特别是中国沈阳和辽源都曾关押过二战盟军战俘的史实，也被披露在世人面前，使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又重重地加上了一笔。尽管这段历史被尘封了70年，但受尽折磨和屈辱的往事对许多美国战俘老兵来说，仍然是抹不去的梦魇。作者历时4年，采访了李奇、奥利弗·艾伦、罗伊·韦弗、罗伯特·布朗等曾经为战俘的美国老兵，把他们在“二战”时期日军集中营中所经历的种种事情还原出来，并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控诉。

　　1.我们要见证这段历史

　　时间倒退到2007年5月。

　　21日7：30，我和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孙玉莲一起到达酒店，一进厅堂，我便惊喜地看见了奥利弗·艾伦。奥利弗·艾伦是362号战俘老兵，今年86岁，高高的个子，胖胖的肚子，加重了身体的负担，走起路来不很利落。艾伦脸上手上的皮肤很怪，斑点这儿一块那儿一块，有点像“白癜风”，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战俘生活留下的后遗症。

　　我跑上前去，掏出纸笔，可是约请的翻译还没到。我只有请求大堂的援助，但她对艾伦的讲述不太明了。

　　可怜的奥利弗·艾伦面对着我们三个“木头人”讲了一通，见我只是木讷地应着，可能觉得有些对牛弹琴，便起身离开了。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偌大的厅堂变得拥挤起来。老兵们有的是和夫人一起来的，有的带着儿子或者女儿，有的是战俘的后代自己来的。他们有的互相攀谈，有的正聆听美妙的钢琴曲。

　　87岁的海尔·利思，参与了当年解救战俘的行动。这是战后他第二次来中国。利思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和德，但熟悉他的中美友人都亲切地叫他李奇。

　　李奇拿出自己撰写的《营救盟军战俘》一书，图书封面上是解救后的温赖特上将。他说，他要把这本书献给纪念馆。

　　战俘编号190号，已84岁的罗伯特·布朗拿着他保存完好的珍贵资料和别人交流着。他是位健谈的老人，提到当年所发生的事情，他激动地说：“我18岁时被俘关到这里。我们那时身体都很糟糕，因为根本吃不饱饭，个个瘦骨嶙峋，根本没有力气，但还要干很重的活儿，经常挨日本兵的打骂，有的战友被活活折磨死了。近3年时间总共有几百名战友牺牲。我一米九零的身高，被俘前体重200多磅，出去时体重不到100磅。”

　　布朗手中的相册，有他本人与其他战俘的合影，也有他跟日本人的合影。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他和3名医生的合影，3名医生中有一名是日本人。布朗指着这个人，告诉我们：“这个日本医生人不坏，对战俘比较好，战后我去日本看望过他。”

　　战俘编号578号，85岁的约翰·利帕德，战俘编号552号，84岁的拉菲尔·格里菲思，他们胸前的勋章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他们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人们讲述着自己对国家的贡献。

　　9点，三辆中巴车从酒店出发，开往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遗址纪念馆。

　　纪念馆的门大开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一个个表情肃穆，走得相当慢。突然传来细细的啜泣声，我回转身，那个刚才在车上有说有笑，已65岁的休·津布尔，看到一张张图片时不能自已地哭了。面对生命不可侵犯的尊严，除了眼泪，还有什么呢？

　　此次陪同丈夫一起前来，美国老兵约翰·利帕德的妻子，73岁的乔·利帕德，一触摸到墙壁，泪水就夺眶而出。“约翰告诉我要坚强，不要流泪，但我一想到他在这里度过的苦难岁月，我再也忍不住了……”

　　73岁的萨莉·洛佩斯·波洛拉女士一直手捧着两张照片，那是丈夫威廉（战俘编号300号）和丈夫的弟弟（战俘编号1051号）。两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军人魂断异乡。萨莉一边看展览一边流泪说道：“他们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才20多岁，那么年轻。想起他们我们就很难过。到这里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还是决定来了，我们要见证这段历史。”

　　萨莉女士这次是带着女儿罗斯玛丽·查维斯和女婿理查德·查维斯一起来的。她希望女儿女婿知道他们的爸爸和叔叔牺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