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余晖透过窗户，照在导演江海洋位于上海电影制片厂6楼的办公室里。这个看着有些粗犷的汉子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两份资料，一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一份是他的学习心得总结。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江海洋在上影厂一呆就是30多年，可以说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风风雨雨。令他欣喜的是，习总书记发言里对文化发展、文艺创作的很多看法正是这几年自己一直在思考的，“习总书记讲的那些内容，和有理想的文化人是同步的。”

　　1  文化是一个民族前进的灯塔，一个国家强盛的灵魂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自己读过的书，并如数家珍地列出书名，而这些书正是江海洋这辈人年轻时追读的，“他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与追求。他说自己为了一本《浮士德》步行30里地去借阅，人家还不太愿意借给他……他说这些，并非是想告诉我们有关他的奇闻轶事吧？我理解，他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文化对于他个人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他也深知，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成长意味着什么。”江海洋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重启与复兴。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才是民族复兴的标志，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前进的灯塔，一个国家强盛的灵魂。

　　江海洋这一代人有点理想主义。“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拍摄一部毕业电影，在北大校园呆了3个月。那时我们讨论自己印象最深的电影是什么。”《甲午风云》里最后一个镜头：邓世昌持剑站在快要沉的“致远号”上，他说：“全速前进，撞沉吉野。”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的气概。他说这个镜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候他们才二十四五岁。

　　虽然人们喜欢娱乐，但更希望在娱乐当中有所收获。“现在看完电影，一哄而散，一个星期以后还能记得多少？”江海洋觉得，如今这些文化产品，缺少娱乐过后的思考，没法让人们来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想一想自己的意志。“看一帮傻瓜出丑，看着他们倒霉，于是心理上得到了很浅层的、暂时的安慰，把生活当中压在心头的不如意释放了。这个是有效的，但不是无限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调笑当中。”

　　在他看来，一部文艺作品，除了它本身的意义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要有意思、有情趣。比如对现代人来说，看电影要得到美感，还要得到情感上的宣泄和享受。所以，文艺作品的主攻方向是人性，最终目的是弘扬人性。“你别说没有观众愿意去电影院思考，这个我不同意。只要是人，他都会思考。那是你不让他思考，也不给他提供这个契机。习总书记讲的话和有理想的文化人是同步的。”

　　2  当下的文化发展，确实有“迷失”的危险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对于这句话，江海洋举双手赞同：“这句话是总书记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敲响的警钟啊！”他认为，这是因为总书记看到了当下的文化发展确实有“迷失”的危险，“市场规律改变了文化创作的规律。”

　　江海洋认为，文化建设自从引进了“产业化”的概念后，经济规律凌驾于艺术规律之上的事屡见不鲜。这就使得票房是上去了，可口碑下来了；收视率是上去了，但品位是落后的。“收视率和票房，本来只是对媒介价值的一种评判，而不是文化作品品质的标志。但资本逻辑绑架了文化逻辑，商业算计更改了艺术规律，从而让文化在与经济的博弈中势单力薄。”做电影的都知道，有时候为了提高影片质量，想多花点钱在制作上，却总是捉襟见肘，因为一半的制作费付了明星报酬；做电视的知道，由一家独大、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收视调查机构经营的收视率，既不科学，也不干净，但它却决定了人们看什么，决定了题材类型与创作方向，决定了电视台的业绩，从业人员的考核……“彼此的苦衷，只有相互理解。那么谁来理解文化的品质？支撑文化的建设呢？”江海洋如此问。 

　　事实上，包括江海洋在内的所有的创作人员、文化的从业人员都在这个转型期面临着困惑。文化和经济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是这个社会的灵魂，经济是强健一个社会的基础。如果文化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的强势制约，这个路就走偏了。“以赚钱为目的去创作，没有错。但就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完全以赚钱为目的，要对社会现象、社会生活有所表态，讲一些真善美的东西。”江海洋说，这段时间，《心花路放》和《黄金时代》的对比，让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我不反对《心花路放》，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老百姓‘心花路放’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不能只有一种‘心花路放’的形式存在，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是不是？” 

　　在他看来，文化和经济恰恰支撑了社会两种不同的功能。经济是趋利，人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越好就证明你越成功。文化是趋义，这个可能一时半会看不到现实的成果，但是它潜移默化支撑你。“‘义’始终会来告诉你怎么面对‘利’，其实一切都是这样。但如果以经济思维来抓文化的话，那一定是‘急功近利’，再下去一步就是‘见利忘义’。”

　　3  生活是艺术家信马由缰的绿地，是所有文化艺术发展的沃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这句话让江海洋感慨良多。回忆起自己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告诉记者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单纯，对物质方面没有太大要求，这反而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比较好的工作状态。“现在的物质生活比以前提高太多，人的欲望就有点复杂了。”

　　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生活就是他们信马由缰的绿地，也是所有文化艺术发展的沃土。比如江海洋曾经参与过的吴贻弓导演的电影《城南旧事》，这部作品完全是用艺术的魅力让你坐着看下去，它是跟着人的情绪走的。“这是一个人回忆年轻时的事儿，并没有多大的冲突和曲折，也不构成完整的故事，但那种淡淡的忧愁和伤感，使得你觉得自己的心情会跟它同步，这种就是真正的艺术品吧。”

　　说起自己当年为什么一定要拍《高考1977》,因为看到这个题材，他突然就想到当年自己听说恢复高考时的那种心情。江海洋的父亲是话剧演员，他从小在家里耳濡目染，一直有一个演员梦。但因为父母成分不好，中学念完他就直接进了技校，毕业后留在里面教学生开轧钢机。“那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黯淡的，因为我不喜欢这个，还要天天去研究它。我总在想，这一辈子估计就这么完了。”1978年招生消息下来，大部分人不相信，江海洋也一样。“那时候的心情是，既希望这样，又不敢相信好运就这么来了。”这种“黎明前夜还处于黑暗里”的激动心情，被他放进了《高考1977》。

　　这个戏完了以后，江海洋又想写个法制题材的片子，叫《国家赔偿》，讲一个检察官坚持10多年，为一个错判的案子奔走呼吁，那个人跟他非亲非故。为了这个剧本，他花了1年，专门到河南，跟这个检察官吃饭聊天，光为资料就跑了3次。剧本里头有段戏，说犯人家乡的老百姓为了赚钱，把好好的路给挖断了。两个检察官去找犯人的时候，路过这里，车子过不去。有人问他们找谁，知道他们要替犯人翻案，就主动抬着车走过这段路。老乡们说：“那个人是被冤枉的，谢谢你们。等你们回来，我们还抬。你们帮老百姓办事，我们就帮你们抬车。”令人诧异的是，说起这段场景，江海洋的眼圈有点红：“写到这，我相信观众是会感动的，因为这源自真实的生活。”

　　4  电影是年轻人的艺术，中国电影是要靠年轻人的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江海洋看到了“传承”两个字。如何“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需要扪心自问的。江海洋说，上海这个地方，曾经有过文化的高峰，所以上海这个城市是自信的，海纳百川，因为自信才能包容。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上海的这份文化自信没了，开拓精神的缺失，北方的异军突起，都在削弱上海的自信。

　　“文化传承要靠年轻人。我老是说，电影其实是年轻人的艺术。”江海洋虽然是第五代导演，但对年轻人的成长倾注着极大关心。有机构做过调查，今天的电影观众里80%是年轻人。“现在的80后、90后、00后，是屏幕下长大的一代，对视觉形象、视觉品位的要求比我们高得多。我们年轻时候，在广场上看电影，挂块幕布被风吹得直抖，都看得津津有味。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电影成了他们追求视觉的终极目标，这就需要培养出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可以用年轻人喜欢的影像符码、表达方式和他们沟通的，年轻一代的电影人。”他说。

　　江海洋告诉记者，现在全国从事电影教育的各种学院，有600多家。“有些几千名学生的学校，老师里居然没有一个受过电影教育的人，这不是误人子弟吗？”他很是忿忿，“最后，得利的是这些教学机构，倒霉的是这些孩子，他们一毕业到社会上毫无方向。”记得2007年，他去厦门拍摄《生死英雄》，看到的那些年轻群演都是一副无精打采、若有所思的样子。“我就问他们有什么心事，原来这些孩子全是表演系本科毕业的，却只能来剧组当群演。”

　　在江海洋看来，教育和培养年轻一代，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命运的大事。“我们要多问问，中国文化事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他认为，对于那些年轻导演，国家资金的扶持力度可以加强。“投钱拍那些大片固然是锦上添花，但雪中送炭方显可贵。像宁浩年轻的时候，300万就拍了部《疯狂的石头》。电影基金为什么不能拿出300万来，去资助一名年轻导演拍一部自己想拍的戏？可能这个片子并不卖座，但他成长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力量汇聚了，中国电影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