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是最重要的管理和教育手段。与之相应，最糟糕的管理和教育是赏罚不明。很多事例都印证了这一点。如何赏罚，是管理者、统治者和教育者最需要好好掌握的一项技术。

　　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要做到却很不容易，大量存在的是该奖不奖，该罚不罚，甚至该奖的反而被处罚，该处罚的受奖励，结果导致人心离散，众叛亲离或变得是非不分的，很不少。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引用了英国思想家培根的话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一次不公正的审判，犹如赏罚不当其罪，过轻过重，都会引起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质疑，导致社会不能和谐稳定。

　　韩非子将“赏”和“罚”视为七种治理之术的其中两种，排在第二三位上。围绕赏罚，他讲了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最能体现法家理念：

　　商朝法律规定，将灰土倒在街上会受到斩手的刑罚。子贡认为这样的处罚太重了，请教孔子这是怎么回事。孔子说：“这个规定符合治理之道。那些把灰土倒在街上的，必定妨碍路人，路人必定会愤怒，愤怒就会引起争斗，争斗必定引发家族相残。引起家族相残的坏事，用刑罚事先制止，有何不可？而且用重罚来制止的，正是人们厌恶的事情；而不乱倒灰土，是人容易做到的。让人们做容易做到的事情，以此避免所厌恶的事情发生，正是治理之道。” 

　　人所共知“孔子贵仁”，他怎么会对严酷的刑罚大加赞赏？因此子贡与孔子之间的问答无疑是虚构的，想来韩非子不过是借孔子的名望，来为自己点赞，以此增加权威性而已。

　　撇开这点不谈，韩非子对刑罚的推想，无疑是对“杀一儆百”的坚信：在大街上乱倒灰土从而引起家族之间的械斗死伤，不仅是极小概率事件，而且逻辑链条太长，一个乱倒灰土的人要为家族之间的争斗负丢失肢体的责任，这个处罚的依据，已经是一个主观随意性很强的荒唐推断和想象了。但在主张“耕战”，富国强兵的法家看来，这样可能导致人口损失（也就意味着国力损失）的事情，绝不允许发生。也因此，倒一点灰土也必须受到严厉处罚，防患于未然。律法之严苛寡薄，让人后脊发寒。

　　在赏罚两者之间，韩非子无疑更喜欢“罚”，认为更加行之有效，他讲赏罚类故事，绝大多数与行使处罚权有关。而如何行使奖励权，虽明知重要，却着墨甚少，一定意义上，把法家叫作“罚家”，大概不算十分错误。

　　过重的刑罚，只能使僚属畏惧不堪，不会从心底里拥护上级，这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西汉王朝吸取这个大教训，到汉武帝时，明面上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儒法合用，从此奠定中国2000年治理之道的格局。

　　从抽象继承法的角度来说，抽掉法家反法治的内涵，其赏罚分明的思想是值得继承的。今天很多事情之所以糟糕，很大程度上，与赏罚不明有很大关系。比如有的上市公司虚构利润数亿元，处罚不过数十万；又比如，香港医生收取病人红包不仅触犯了法律，且会终身吊销行医执照，即便只是帮病人在排号时插个队，也会因此获罪；而在台湾，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出事故，司机不负任何责任。谁都知道要严厉处罚，但为何做不到？依法治国必须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