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鄞变1852》以咸丰二年宁波三乡村民抗苛捐起事为题材，展开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历史画卷。

　　作者徐甡民是资深报人，著有史论著作、小说、电视剧本多种；而其纪实性中长篇小说，由于融入了报人之敏锐与史学家之严谨，更别具一格。两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变局》，便是我所见到的辛亥题材的诸多历史小说中，功底深厚，颇为出色的一种。

　　本书是他的又一部纪实性历史小说。作者详尽地占有并深研相关资料，不仅有当事人所作的《镜湖自撰年谱》，宁波地方史丛刊《鄞州史丛》12册等近代史料， 更广取近人、今人所撰相关研究著作，内容涉及农民与当地“堕民”问题、民俗与土风问题、建筑与社会生活问题，晚清政、经、军事问题等。因此小说的历史思考颇为深沉，不为一般的事件框架所囿，而深入至民族性格的探究。作者以极其沉痛的笔触，着重揭示并追问的是这样一种近现代史上的民族性悲剧：先觉者舍身以为民请命，却为何终于为其所宝爱的民众所背弃？此种悲剧，在近代中国反复上演，鲁迅先生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即其象喻；而本稿则以史诗性的笔法，正面展开了一幅幅真实可感的历史场景，于波澜壮阔中，印证并丰富了鲁迅先生的历史思考。

　　可贵的是，以上史识并非以理论形态出现，而是遵循了小说的文体特点，在情节展开、人物性格深化中隐隐地传达出自己的独到思考。小说中民、官两造的主角周祥千与段光清的性格冲突，是情节发展的主线，写得血肉丰满。周祥千身上混和着传统儒家的安身立命、守持仁义的观念和晚明以降心学影响下士人的倜傥不羁、童心不泯的意识。也因此当他误打误撞地被卷入民变事件后，便一直处于民与君、家与国、情理与法理的矛盾之中。同样因此，他既被动却又出色地导演了民变事件的一幕幕文场武戏，却又因关键时刻的犹豫寡断，而终致悲剧性的败局。段光清是颟顸贪腐的晚清官场中的佼佼者，鹤立鸡群，堪称能员干吏，他多思善谋，果决能断，然而也正以此，这位不无爱民护民情怀的县令，终于成为绞杀民变的策划者，民与君、家与国、情理与法理的矛盾，在他身上同样深刻存在，却由于立场有异，而以另一极的形态表现出来。读罢全稿，我感到周、段二人，同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在清明时代，他们应当会互敬互重，惺惺相惜——小说中也有意无意地透视了这一点——然而他们却终成敌对，舌锋剑影，这就不仅是性格冲突，而是际会使然，势所必至，是一种可叹可泣的时代性苦闷，初非邪正、黑白所能概。小说的其他人物也写得有声有色，如首义三雄中的另外两位：渔农出身的张潮青与盐贩俞能贵刚猛尚义虽相同，然而前者朴厚大气，后者剽悍而不乏匪气，则判然有别。而三乡族长之护犊执正，普通乡民之趋利避害，流氓无产者之见风使舵，各级文武之骄纵而色厉内荏，以及一应人物在事变进程各关键时刻的言行表现、心理活动，都写得在情在理，各契身份。因此，我对作者戏说，就小说的深层内涵而言，可当得一部“晚清中国城乡社会各阶层分析”，而且是“个性化的分析”。

　　小说的布局与文笔也不错。民变过程数个回合的较量波澜起伏，又和天象气候的变化相融合；浙地颇多野趣的民情风俗，田畴景色参插其间，张弛之中，更有意无意地点拨着近世此地看似清轻的民风中，实潜流着一种古越的强悍。民变虽然失败了，然而这种被激发的生命活力，又似乎在诉说着我们民族的终将新生；自然，这是后话了。作者深研地方史料，又赴实地踏看，因此对于地理山川与人文风习的状绘，均细致真切，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一点，当非局外人所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