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楼鳞次栉比，这中间，也有我一份小小功劳。上海期货大厦、上海东海广场、上海民防大厦，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大楼……在这些项目的设计、建设过程中，我起到了“桥”的作用，聘请了一大批当时美国建筑设计界顶尖的建筑师、工程师，运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手段，为上海的这些重点建设项目做出了至今都不落后的建筑设计。

　　说起来，我成为建筑设计师，与中学时代的课外锻炼有一定关系。不过当时，我最爱的还是船模制作。

　　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参加了区少年宫船模组，后来又参加了市少科站的船模制作。考入交大附中后，我的课余时间全泡在了船模组。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一天，我都泡在图书馆或新华书店，寻找、学习有关船舶的内容。我立志当一名船舶设计师，为国家设计制造世界一流的船舰。

　　上海交大的重点课系是船舶制造，大学部希望附中能为交大输送一些对船舶爱好的学生。为此，附中校领导对船模小组十分重视，在经费上给予保障，基本上是要啥有啥，有求必应。陈维梅副校长经常来船模组了解我们活动情况。我当时是组长，他曾几次和我谈起，要我毕业后去念交大船制系。船模组的活动经费也都是他批的，每次比赛，我们的船模在水池中总能跑得最快，原因是我们的电池只用一轮，而其他学校船模用的电池要用二三轮，当然“后劲不足”了。

　　1965年，“文革”前的最后一次船模比赛，我根据杂志照片设计、制作的“东方红”核动力客货船模型由于设计新颖、制作精美而获得一等奖。

　　船模制作要耗费大量课余时间，而学校有严格的作息制度。为了“开夜车”不被校方发现，我把船模组活动室里的一个小间用夹板把窗户钉得严严实实。但有一次，我们的“地下活动”还是“露馅了”，那是为了赶比赛，我在“密室”里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上英文课，胡仕正老师恰巧挑我起来背课文，我没有准备，窘迫地站在那里，胡老师挥舞教鞭，把我批评了一顿。

　　为国造船的梦想实现越来越近……可是，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乱了一切。直到改革开放，我才来到大洋彼岸，以33岁“高龄”，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专业，从梦想中的船舶制造变成了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由于高中时打下的扎实基本功，在美国大学，除了语言提高有待时间，其余课程都能轻松应付，游刃有余。我每天六小时学习，十小时打工，时间过得快而充实。也感谢我在船模设计、制作中获得的课外知识，我在建筑设计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也是那么驾轻就熟，进展神速。三年后，在美国建筑师的帮助下，我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工作室。

　　1993年，我回国参加了一个建设项目的国际设计招标竞赛，结果我们中标。三十七层的“上海期货大厦”在浦东大地矗立起来了，之后，各幢高楼设计项目接踵而来。

　　从昔日的船模爱好者到今天的建筑设计师，从理想到现实，六十六年的人生历程有太多的感悟。而我所不能忘怀的，是船模组的一片小天地。虽然，如今放在我绘图桌上的图纸是办公楼，而不是最初梦想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船，但我仍然感谢中学时代的第二课堂，为我的人生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平台与动力。

　　十日谈

　　从第二课堂起步

　　高中时代有过出演杨子荣的经历，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