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刑事照相技术员　　　　

　　刑事照相与艺术摄影大相径庭，刑事照相不需要美感和朦胧，而是必须清晰，甚至是将朦胧模糊和肉眼看不见的东西设法拍摄清楚。1988年春节前夕，刑事侦查学院毕业的蔡能斌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技术科实习。1989年夏天，蔡能斌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了刑侦总队技术科成为一名刑事照相技术员。

　　1990年11月，卢湾区检察院赃物间保险箱内价值50万元的赃物被盗一案，当初的50万元可谓是一笔巨款。据初步调查，该院的程某被列为重大嫌疑对象。从作案时间、熟悉情况程度、思想基础等诸多因素分析，程某具备作案条件，更令侦查员感到兴奋的是，他们还发现他的一双鞋底花纹种类与现场提取的仅有两块模糊印花纹种类相同。当初已确定他就是嫌疑人。为慎重起见，上海市公安局请痕迹专家明德茂最后鉴定一下鞋印。老明接受任务后，钻进实验室趴在显微镜前整整花了5个小时，反复比对，发现程某鞋印的磨损程度与现场留下的鞋印有细微的差别，于是果断地做出结论：程某并非作案对象。

　　案发第四天，清理现场时，在保险箱底下意外地发现了两块6厘米长、2厘米宽的碎片由橡胶布连着。明德茂知道新来的蔡能斌是个专业摄影人才，便请照相室的老专家王建友带上他一起去拍照。蔡能斌来到现场，发现案犯是专业偷盗者，他将胶布贴在手指上，所以现场都是经过伪装的胶布指印。但自以为聪明的窃贼没有想到刑事照相的厉害，他疏忽地将手指上的胶布撕下后扔在了现场。蔡能斌看着胶布，肉眼看不出指印，那时还没有特种照相技术，在老专家王建友的指导下，蔡能斌采用学到的专业技术，结合自己的悟性，用白纸衬托在边上，然后将灯光打在白纸上，利用反光见到了胶布上淡淡的指印，经反复实验，最终采用漫反射方法拍下了这枚指印。

　　明德茂在显微镜下凝视着这枚取之不易的指印，其比对条件极为有限，只有八九根纹线，其中仅有四个乳纹特征，且这块胶布被拉过，指印已略有变形。据外国文献记载：一般要有12个特征方可认定案犯。老明不囿于公认的结论，废寝忘食地反复模拟、分析、推断，还大胆运用了部分清晰乳突纹线特征和位置形态的方法，果断地得出指纹系案犯作案时所留的结论。

　　检察长自告奋勇第一个打了手印，于是乎，卢湾检察院100多名检察干部纷纷捋袖效仿。案犯深信自己在现场不可能留有指纹，也混在人群里争先恐后地按了指印，可他万万没想到，跟头就栽在这段小小的胶布上。明德茂对几百枚指纹进行一一比对筛选。通过一天一夜的比对，终于找出了内贼系经济检察科的王雁，尽管他开始坚不吐实，但科学是不容怀疑的，最后还是缴械投降。

　　蔡能斌不善言辞，却喜欢琢磨技术，他对形式特种照相不仅努力苦干，且善于分析巧干。现场遇到的诸多拍摄难题，在他的反复琢磨钻研下，大多迎刃而解。

　　影响最大的案件要数1996年4月25日发生的戴厚英被害案，蔡能斌在现场觅到了一枚关键性的指纹，为确定犯罪嫌疑人和固定犯罪证据起了关键作用。1996年盛夏，作家戴厚英和其侄女被害案引起了市局的高度重视，也轰动了上海滩，甚至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戴厚英是闻名遐迩的作家，先后出版12本书，其中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和《人啊，人!》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公安部长陶驷驹等领导均对此案予以高度重视，作出批示，务必尽早破案。 

　　蔡能斌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赶到虹口戴厚英家的现场，他见到桌上有只陶瓷杯，肉眼看不到任何东西，他明白这个杯子至关重要，便采取了短波紫外线反射照相方法，终于取到了一枚关键的指纹。一般的照相机镜头无法拍出，蔡能斌采用了石英材料的专门镜头拍摄，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侦查员追踪到戴厚英的老家安徽省颍上县，将戴厚英老师的孙子、凶手戴峰抓获带回上海，经比对指纹，完全吻合，立马锁定犯罪嫌疑人，并成为定罪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