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可凡倾听》已步入第十二个年头。这些年所访对象涉及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影视等诸多领域，绝大多数情况下，宾主相谈甚欢，有的甚至因此还结为莫逆之交。然而，其中有三次访问中途夭折，无疾而终。节目虽有残缺，记忆却也珍贵。

　　一次是黄宗英。那时，宗英老师正受多发性脑栓塞困扰，行动迟缓，记忆衰退，一度几乎连自己名字也无法书写，面对采访要求，一概断然回绝。俗话说，“心诚则灵”，经不住一番死缠滥打，执拗的老人终于松口，同意随意聊聊。于是，次日清晨，便匆匆赶往老人借居于北京高碑店的一处普通民宅。

　　走进屋里，发现宗英老师正倚在靠窗的沙发上看书，桌上零乱堆放着一叠她的书法习作，四周空荡荡的。见到来自故乡的晚辈，老人自是十分高兴。说到江南的春天，原本走路也踉踉跄跄的她，眼里顿时闪出一丝光亮，喃喃自语道，江南的春天是最美的，而自己最想念的也是蚕豆、米苋这样一些时鲜蔬菜。临行前曾读《痴迷二十年——赵丹只为演鲁迅》一文，故而话题便由赵丹与鲁迅说起。宗英老师回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直至去世的二十年时间里，鲁迅的形象始终在赵丹脑海里盘桓驻足，挥之不去。“阿丹老想着要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有乡下人气息，天真可爱的老人。于是，他每天都往脏兮兮的服装仓库钻，淘来淘去，找来各种与鲁迅相关的衣裳，穿在身上，回到家里也不肯轻易脱下……”

　　但是，命运终究还是和赵丹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大艺术家与大文豪擦肩而过，这成为赵丹一生最大的痛。“阿丹生命最后几日，和鲁迅生前模样像极了，满脸蓄着胡子，瘦极了……”沉默片刻，她似乎慢慢从回忆中回到现实。“我和阿丹小吵小闹多得很，但每次他受委屈，我必定站在他旁边。大苦大难，铸就了我们。人家问我一生最难演的角色是什么？我说难为赵丹妻。而一生中最成功的角色也是赵丹妻。”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即使黄宗英与冯亦代晚年携手共谱一曲黄昏恋，赵丹却是她笔下永恒的男主角，每本著作都有赵丹的影子。“我活着，就不能让他死了。”黄宗英如是说。聊及未了心愿，宗英老师坦言，“倘若身体允许，期待能录制一份有声读物，为孩子们讲故事。我喜欢孩子，想着用口语化方式给他们讲故事。相信孩子们愿意听我这样一个白发老太太讲故事的。”说完老太太将脸微微转向窗口，默默眺望着窗外一棵巨大的银杏树，阳光透过窗棂照射进来，将老人一头白发染成金黄色，仿佛一朵镶金边的白云，好看极了……

　　还有一次是赵无极。印象中，那次是赵无极先生与夫人弗朗索娃来上海美术馆筹备画展，经李磊馆长牵线搭桥，有缘与先生相见。采访地点就在美术馆。可是，刚一落座，还未等我开口，赵先生便用上海话指着我说：“侬现在画画得哪能啊！”一句话说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赵先生，您可能弄错了，我不会画画啊！”我讷讷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

　　“格末，侬小说还勒拉写？”我越听越糊涂，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嗯……小说也是不会写的……”

　　突然，赵先生将脸一沉，正色道：“侬迪额小滑头，勿画画，勿写小说，靠啥过日脚呢？”

　　此时此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赵先生大概罹患“脑退化症”。这种疾病早期从外表根本无法识别，但只要一交流，便立刻可以发现端倪。遗憾的是，经过一个多小时拉锯战，仍一无所获，只得落荒而逃……

　　最近一次则是麦家。我和麦家同庚，虽说生活背景不同，但成长经历倒有几分相似。譬如，我们童年、少年时代均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备受歧视，只不过我向来退避三舍，逆来顺受，而麦家则用打架方式捍卫尊严。没想到，却因此被性格暴烈的父亲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父子关系日趋冷漠。直至成年，麦家仍难以释怀。步入中年后，正当他渐渐转变想法，试着要和日益衰老的父亲接近时，一场大病迅速夺走父亲全部意识，老人瞬间进入万劫不复的记忆黑洞。父亲过世后，麦家撰长文表达“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凉与愧疚。访谈过程中，我小心翼翼涉及这一话题。不想没说几句，麦家突然感情溃堤，掩面长泣，无法自持，哀叹此生最难过的是没有机会取得父亲的谅解。访谈不得不戛然而止。送他们夫妇下楼时，麦家兄不无埋怨：“你应该知道，表面看似固执的人，其实内心是很脆弱的。你不该点我的痛处。”事已至此，我也不便说什么，只得默然以对。麦家兄做过不少电视节目，想必和我那次对话印象深刻。因为，直到数月之后，谈起之前节目之事，似仍心有余悸：“人说与智者交有二忌：忌不知人，忌人知我。那次相交，我两忌皆输：访谈前，可凡兄备足功课，他知我远胜于我知他。”麦家兄之语固然多有溢美之词，但恐怕也是他最真实的感受。

　　从心理学上讲，当一个人面对陌生人时，心理防御机制会自动开启，只有当他信任对方，才会放下一切，敞开心扉，袒露心迹。作为谈话主持人，我极其珍视这份信任。所以，每段访问，即便残缺不全，于我而言，都是一份值得珍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