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1月29日《文学报》任溶溶先生祝贺他的老同学草婴荣膺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文章，我立即想起五十九年前访问草婴的情景。

　　五十九年前，就是1956年。那是党的八大召开的年份。党和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鼓舞人心的伟大号召，大学里学习气氛浓极了。那年我是母校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二班（下）的学生，入团刚一年，校团委书记卢法秀给我们上党课时说，学生学习成绩差的是不能入团入党的。

　　那时草婴同志虽年仅33岁，但在文学翻译上已经取得卓越成绩，成为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是我们这些未来翻译工作者的崇拜偶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fans”——粉丝。

　　这年5月某日下午，我们学校《大学生》校刊的负责人冯联璋、朱麟怡和我，经事先约好，来到上海高安路一幢公寓楼采访草婴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盛府（草婴姓盛）宽敞的大厅里四周全是明亮的书柜，玻璃柜里整齐放满书籍——大部是原版俄文文学名著。草婴先生对我们这些他未来的同行——毛头小孩（那年我才19岁）极为热情，亲自沏茶倒水，介绍他学俄文的经验。他说俄苏文学是个大海洋，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合格的文学翻译人才。具体的话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只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不翻译诗歌（我是诗的酷爱者，当时已在上海和华东报刊发表一些诗歌习作），他谦虚地说，他不敢翻译诗，因为他不是诗人；他认为俄苏诗篇应该由通晓俄文的中国诗人来翻译。

　　我回校后立即写了一篇《翻译家草婴访问记》，登于《大学生》头版头条。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依依不舍告别草婴同志，走出公寓，上海已是万家灯火”。……

　　任溶溶文章里提到的老翻译家姜椿芳同志（1912—1987），笔名林陵，是母校校长，但我入校时他已调北京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一次他来沪出差，抱病来母校礼堂为我们作报告，介绍外文版《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的情况，报告中他突然身体不适，只好中止，直至约20分钟后重新上台接着讲完，师生们报以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