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湖宾馆工作的几年中，曾接待过不少高级领导同志，其中有几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太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是王光美、刘英、林佳楣、邓六金、于若木、朱仲丽。我还接待过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孔东梅母女。她们在上海住的时间一般都不长，有的是来公出、开会，有的是治病或检查身体，顺便看看亲戚和老朋友。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我们宾馆服务人员都非常客气，毫无架子，生活上也没有过分的要求，有时空下来还会跟我们聊聊天，问问上海近来的变化，问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本文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2期）
刘英向我讲述张闻天往事
刘英同志是张闻天同志的夫人，也是长征老干部，广受党内外尊敬和爱戴。2000年8月她来上海，住在东湖宾馆一周，参加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去浦东的张闻天故居参观，那时张闻天故居已经建成十年了。由于当时我担任党总支书记，对党史资料很注意收集，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张闻天同志的敬仰之情。刘英听了很高兴，顿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有一次，她竟跟我谈起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即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期间与毛泽东的关系。她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总结教训。处在困境中的红军向何处去？党内各种意见纷呈。这期间，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对形势及战局的分析与建议，对红军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遵义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出任总负责，但是军事部署还是采用了毛泽东的主张。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长征之前，张闻天与毛泽东曾在云石山的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泽东很多精彩的见解。他们每天在一起讨论战况，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卓越见识让张闻天钦佩不已。
关于党史的话题，刘英跟我谈过两次，可知党史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她对浦东的张闻天故居纪念馆很满意，说上海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甚至还谈到她的家庭。刘英每次谈话都非常认真，把我当成她的革命同志，丝毫没有对我这个无名小辈随便敷衍的意思。联想到后来张闻天同志在党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他们夫妇数十年来却始终能够坦然面对，不动摇革命的信念，并且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光明磊落的胸怀，使我深受教育。
据我所知，张闻天、刘英夫妇有一个女儿，一直在乡下务农，七十多岁了，他们始终没有把这个女儿接出来在城市安排一官半职。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叫张虹生，下放十六年后，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匡亚明同志，按照老人身边可以有一个子女的规定，把张虹生调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中央某领导知道后，决定把张虹生调到北京，以便照顾两位年迈的老人。但是刘英同志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甚至专门写信给匡亚明，要求他对虹生加强教育，不要让他参与采购之类的事情。所以他们夫妇身边一直没有子女，张虹生直到退休还是个图书管理员。刘英同志在上海有一些亲戚，我都见过，都是很朴实的普通老百姓，穿着非常简朴，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林佳楣赠送的珍贵邮品
李先念总理的夫人林佳楣，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革命老太太。她是上海人，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待人非常客气，像个老大姐，穿着和风度完全是上海知识女性的做派，高雅而大方。她在全国营养学会工作，所以来上海开会、出差的机会较多，在东湖宾馆住过多次。印象中，她每次来上海都会带给我们一些小礼物和纪念品。她喜欢集邮，很注意收集那些有意义的首日封和纪念封，常常从北京带一些来送给我们，让我们分享这种高雅的艺术。
我收到林佳楣赠送的珍贵邮品共有五枚，都很有意思。一枚是2000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封，上面的邮戳是人民大会堂，可知人民大会堂还设有专门的邮政部门。还有一枚是“新千年零点报时纪念封”，记录了从2000年到2001年跨越千年的那一美好时刻，邮戳有两个，一个是2000年12月31日24点，另一个是2001年1月1日0点，邮戳地点是中南海，可知这是出自中南海邮局的珍邮。拿着这枚纪念封，仿佛感受到中南海欢度新年的欢愉气氛。还有一枚是2001年1月1日0点中华世纪坛开幕的首日封，邮戳也是中南海。另有一枚是2001年过中国阴历新年的拜年封，图案非常热闹，邮戳地址是北京。我虽然不是集邮爱好者，但是能得到这些来自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的纪念封，心情总是很激动，毕竟那些地方不是我们轻易能够步入的，那是中国的心脏，决定着十几亿老百姓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会影响世界风云的走向。
林佳楣老太太还有一件事在东湖宾馆传为佳话——她居然给我们一位工作人员送红包。那次她来到东湖宾馆，乘电梯从楼上下来准备外出时，无意中听到宾馆的工作人员在议论，接待处干部乔传国的儿子结婚了。乔传国以前接待过林佳楣，给她的印象不错，于是她立马返回楼上房间拿了一个红包下来，说是祝贺乔传国儿子结婚，也有她一份。这件事在我们宾馆反响很大，很能说明林佳楣同志平易近人、关心群众、以老朋友身份与普通工作人员相处的工作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