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成了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画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

　　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一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邓颖超周围的赵炜想起那天的场景，仍心绪难平：“那天刚出北京医院，就看到外面已经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至北京饭店的位置，一看外边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和大姐坐的车是用纱帘挡着的，我就扒开窗帘，说，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许是不愿看到群众在寒风中受冻，邓颖超一再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也没通信工具，所以这一段路，没想到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成了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周恩来生前表示过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了总理的遗愿后，把骨灰盒保存了下来，她告诉赵炜，待她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每年立秋，赵炜都拿出来晾晒一下。有一年正好被邓颖超看到。“她说，这个骨灰盒你们保存得不错。我死后就要用这个骨灰盒。今天你们好几个人在这儿听着，赵炜要是不同意，你们也要提醒她。我问她，你是不是要和总理合葬？她说没这个意思，就是怕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992年，遵照邓颖超之愿，赵炜用这个骨灰盒捧回了邓大姐的骨灰，并把骨灰撒进了海河。赵炜把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970年的最后一张合影缩小，放在骨灰盒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再来说说李先念。1949年初的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第三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介绍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他放弃的，是一个“兵团司令”的职务。

　　因为长期艰苦作战，李先念落下了胃病的病根，有时病情发作，疼得满头大汗，要靠止痛药才能缓解。此外，李先念还有神经衰弱问题，经常失眠，有时甚至半夜起床，爬山锻炼。在反攻的日子里，鼻窦炎、额窦炎又经常发作，每天额头内发痛、发冷、发热，昏昏沉沉，所以那段时间，李先念一边养病，一边坚持工作。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谋划一些关键城市的领导人布局，邓小平与李先念的谈话显然即出于此意。

　　1949年3月，李先念到西柏坡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特地把李先念叫到住处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告诉李先念，中央已经确定湖北解放后，让李回湖北工作。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工作了二十多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建立一个根据地，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西柏坡会议之后，李先念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长期困扰他的鼻窦炎。一位日本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此后再也没有复发。在北平治病的李先念，已在考虑湖北的建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