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 5日是父亲的忌日，时隔一月清明节又到了。这些日子特别怀念他。父亲去世十二年了，一遍遍想他的一生，他的面目比活着的时候更清晰。

　　知道母亲茹志鹃，妹妹王安忆的人很多，却很少有人知道父亲王啸平，而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你爸爸比我有才华。

　　父亲1919年出生在新加坡，祖父开小杂货铺谋生。也许是隔代遗传，父亲继承了从福建下南洋的曾祖父身上的激情和不安分，总想着要改变什么，十八岁在报刊上发表进步文章。二十岁回国投身抗战。父亲只读过小学，是在革命部队的实践中靠勤奋自学成长为戏剧家和作家的。他执导的很多戏剧在当时苏中根据地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历史剧《甲申记》轰动解放区，从农村土台演到新解放的城市，江泽民任总书记时在一次谈话中还提到过这部戏。我读过父亲早年出版的小说和戏剧理论专著，年代比母亲更早。退休后，他出版了自传性长篇小说《客从南洋来》等三部，在新民晚报连载。父亲是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代表。1955年任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副团长。他后来回忆，革命胜利了，国家和个人前景似锦，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1957年父亲遭到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被错划右派，受到党军籍双开的处分。当时他提出专家治团，就是现在提倡的领导干部要知识化，懂专业。可在当时是犯了大忌。

　　了解父亲后就理解，他打成右派不奇怪，他太忠诚于党，太热爱真理和艺术，却不明白，光有忠诚和热爱是远远不够的。

　　1962年，著名戏剧家黄佐临调父亲到他任院长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父亲全身心投入话剧艺术，执导了许多有影响的大戏，话剧《杜鹃山》为京剧样板戏提供了不同版本。

　　“文革”后，父亲迎来政治生命的第二春，右派平反，恢复党籍和原有级别，拿到补发工资第一件事，他补交了二十年的党费。

　　1980年，新加坡的姑妈来上海，这是父亲和家人离别40年后首次相见。那次姑妈坐在我家狭窄的房间里久久无语，父亲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一遍遍辩解道，我们家的住房和生活比老百姓好得多，政府很优待离休干部的……又拿出公费医疗证给姑妈看。那时姑父的生意已做得相当大，事后一定要资助一笔钱给我们，父亲坚决拒绝，母亲一如既往支持了父亲。开放后姑妈年年来上海，一次她对我说，每次来中国前很多人都拿着亲友开的购物单买东西，大包小包往国内带，只有大哥什么也不提。1989年，在姑妈的三请四邀下，父亲勉强同意回新加坡探亲，临行，他找出一大堆证件，身份证，党证，离休干部证，作协会员证，剧协会员证……很仔细地收在皮夹里，沉甸甸地带在身边。离乡去国五十年，这是父亲能带回去的唯一东西，证明他人生价值而被他视若珍宝的东西。那次父母亲在新加坡只待了一个月，姑妈的眼泪也没能留住父亲。回来后他说，划上个句号，人生也完整了。

　　九十年代以来我去了三次新加坡，每次都去新加坡河边的克拉码头，现在河边摆着一排排太阳伞和桌椅，仓房改成灯红酒绿的酒吧餐馆。当年父亲就是在此登船远行，祖父祖母来为最宠爱的长子送行，父亲躲在船舱里望着父母身影远去。这一分手就是永别。1960年，祖父祖母差几天先后去世，消息传来，父亲痛哭，当时他正戴着右派帽子监督劳动。后来他对母亲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没想到，自己落得个忠孝两不全。

　　走在父亲当年登船的地方，耳畔总回响父亲最喜欢的两首歌：“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以及那深情反复的吟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父亲晚年总结自己一生，说：这辈子，我只有两个追求，一个是革命，一个是艺术。确实，它贯穿父亲的一生，无论顺境逆境都没有偏离方向。

　　父母亲一生清贫，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让我懂得人要有追求，要正直，说真话；其次，是让我养成受益终生的读书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