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客气”。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我们的祖先是连王位都可以“客气”一番的。

　　这话说的当然是尧、舜、禹。《史记》不有云乎，“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无奈“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长叹一声“天也”，然后才登帝位。至于舜死后，“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史记·五帝本纪》）。尧、舜欲将王位禅让，舜、禹多次推辞后方才领受，大家你推我让，一团和气。

　　不承想这样的一团和气被禹的儿子启打破了。尽管禹禅位给了益，但启这小子毫不客气地从益手中夺回了老爸留下的王位，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时代。此后王朝更迭无不以征诛、篡弑行之，再无“客气”可言。

　　转眼到了东汉末年，天下三分。眼见汉王朝气数已尽，魏代汉已是大势所趋，魏王曹丕暗忖，若直接把汉献帝给废了，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动刀动枪的也不好看，于是决定追慕前贤，效法舜、禹，制造一起客客气气的禅让事件。于是，在汉献帝延康元年（220），献帝禅位于魏王。此事史书皆有载，“真实性”毋庸置疑，怎奈记叙往往过略，除了《三国志》的裴松之注，都难看出曹丕与献帝推让帝位时的“客气”来。

　　南朝宋的裴松之广采史籍，增补异闻，其《三国志》注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现已散佚的史料。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裴注引《献帝传》，详细记录了曹丕“谦让”帝位的全过程。

　　第一个暗示魏当代汉的是一个叫李伏的左中郎将，他声称“天子历数，虽百岁可知”，魏王即位初年便祥瑞屡现，正是魏当代汉之象。曹丕自然谦逊地表示，天降祥瑞都是先人的功德，并下令将自己的态度公之于众。紧接着刘廙、辛毗等承接李伏所言，继续鼓吹魏王治下祥瑞频出，合乎图谶，此是上天命魏代汉。曹丕继续谦让。接着又有太史丞许芝上书，引经据典说明“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曹丕眼见许芝说话太直白，赶紧表示听了以后“心慄手悼，书不成字”，并继续下令将他的辞让“宣示远近，使昭赤心”。接下来，傅巽、卫臻、桓阶、陈矫、苏林、董巴、司马懿等人争先恐后、善揣上意地纷纷上书，“臣等闻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他们认为魏王太过谦虚，“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曹丕不厌其烦，一再澄清自己决无登帝位之心。

　　正当汉、魏相替一如尧、舜禅代的舆论日嚣尘上之时，汉献帝发话了。他很是体贴下情地下了一道禅位诏书，“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勋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之绩，而重华禅以帝位”，以古鉴今，可知“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指魏王）”。群臣见状，也纷纷帮助献帝劝进。曹丕亲自上书辞让，表示“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献帝第一次禅让以失败告终。但他随即下了第二道诏书，责让魏王“重华不逆尧命，大禹不辞舜位”，“天不可违，众不可拂”，再次率领群臣劝进。这次曹丕的口气松了一些，“公卿未至乏主，斯岂小事，且宜以待固让之后，乃当更议其可耳”。曹丕虽表示禅让之事可以以后再说，毕竟还没有马上接受帝位。献帝第二次禅让仍以失败告终。献帝屡败屡战，第三次率领群臣劝进，“舜受大业之命而无逊让之辞”，“四海不可以一日旷主，万机不可以斯须无统”。这次曹丕的推让之词颇显无奈，“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亦曷以辞焉？”献帝胜利在望，趁热打铁下了第四道诏书，“夫不辞万乘之位者，知命达节之数也，虞、夏之君，处之不疑，故勋烈垂于万载，美名传于无穷”，“王其速陟帝位，以顺天人之心，副朕之大愿”。这时的曹丕终于摆出一副万不得已、为民牺牲的样子，下了道一个字的命令“可”，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客气大赛，不情不愿地登上了帝位。

　　根据裴注所引《献帝传》的记载，从最初李伏上表到最终曹丕登帝位，曹丕前前后后整整推让了二十次——一般读者看到这里估计早就受够了——这还只是在假设《献帝传》记载了全部的推让表章、裴注又引用了《献帝传》全部相关内容的情况下统计出来的次数，事实上曹丕的推让可能远不止二十次。我们常说古代劝进要多达九次。“九”是个虚数，表示“多”。但如果以为“多次”也就是八、九、十来次的样子，那可还真是小看了劝进双方的“诚意”！

　　历史大多是胜利者书写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王的辞让之心昭然于简册，献帝禅位的所见所感除了那四道诏书，就丝毫不见踪影了。记载献帝生平的史料，如《献帝传》《献帝春秋》《献帝起居注》等，又几乎全部散佚。无奈之下，我们只得从文学中去找。

　　《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中，就全然不见了双方的谦让和客气。话说华歆等一帮文武在大殿上逼献帝退位，献帝“闻奏大惊，半晌无言，觑百官而哭”，“百官哂笑而退”。次日，献帝忧惧不敢上朝，被曹洪、曹休逼着进入前殿。二曹为夺玉玺，当庭拔剑斩杀了符宝郎，并在殿前布置了披甲持戈数百人。献帝颤栗不已，“泣谓群臣曰：‘朕愿将天下禅于魏王，幸留残喘，以终天年。’”

　　史书中的一团和气变成了文学中的剑拔弩张，二者相差甚远，但文学的想象绝不会没有依据。从范晔《后汉书·皇后纪》中我们看到，曹操在献帝身边全部安插了自己的党旧姻亲，并且诛杀帝妃，幽闭皇后。在曹操派人将伏皇后从宫中搜出逮捕时，伏后哭着问献帝能否救自己一命，献帝答：“我亦不知命在何时！”眼睁睁地看着皇后被抓走，献帝欲哭无泪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宁有是邪！”有父如是，其子可知。尽管史书中只记载了献帝禅位魏王的诚意和热情，没有留下丝毫的无奈与愤恨，但我们总觉得，小说和演义比“堂堂”正史更为真实。

　　曹丕在登坛受礼后，顾谓群臣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句话原出于东晋孙盛的《魏氏春秋》，该书已佚，只剩这句孤零零的话留在裴注中。《三国演义》将它借来，放在曹丕一番刀剑相逼、终登帝位后，让人怎么看都觉得是个莫大的讽刺。根据《史记》的记载，舜、禹是多么谦谦的君子，曹丕怎能和他们比呢！

　　然而面对《三国演义》此处的借用，我们是否不该不合时宜地想到，李白曾有《远别离》诗，中有二句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刘知幾《史通·疑古》亦“颇以禅授为疑”。舜、禹真的是如假包换的谦谦君子？是确定无疑的真客气？也许曹丕煞费苦心营造了一个舜、禹般客气的禅代假象以塞悠悠众口，才真是他自己想多了呢！

　　可怜的曹丕，推让了不下二十次，还被人一眼看出是在假客气。清代赵翼《廿二史劄记》“禅代”篇这样评价他道：“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又云：“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数十代，历七八百年。”然而即便是后人对汉魏禅代的效仿，究竟也是有所不同的。曹丕到底待退位的汉献帝不薄，封他做了山阳公，许他“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山阳公寿终正寝后，魏又“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后汉书·孝献帝纪》）。曹丕的后继者们对待废帝可就没这么客气了。自南朝宋武帝刘裕始，禅代后立杀旧君，假客气转身就成了不客气！如此说来，曹丕的假客气竟也还是有些真客气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