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身份

　　《水浒传》的翻译正值“文革”期间，沙博理后来对周明伟说是翻译这本小说才“救了自己”。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在当时环境下，“他必须要选择最喜欢的东西才能调节他的心情”。“如果没有血性，没有对武侠的钟爱，翻译不了这本书。”周明伟记得自己曾经问沙博理，中国文学中他最喜欢谁，“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喜欢武侠小说，他认为武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翻译时还遇到麻烦。小说的名称他采用了“Heroes of Marsh”，而当时正值批《水浒传》，江青说宋江是投降派，不允许使用“hero”（英雄）的译法，于是有人找到了沙博理。沙博理没有争辩，只问对方：“那outlaws行不行？就是‘无法无天的人’。”对方同意了。时隔多年，沙博理向周明伟讲起这段往事时形容自己当时心里“偷笑”：“因为这一改，使书名与内容更一致了。outlaws比heroes更贴近‘绿林好汉’的意思。”后来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名字没有再改回来。 

　　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受到了广泛认同，不仅因为他的版本比此前赛珍珠的版本更为完整（赛珍珠只翻译了前70回），更因为他的语言流畅、准确，符合英语读者的习惯。21世纪初，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张经浩编著《名家·名论·名译》一书，选取了百年来十几位著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和译文加以论述，其中选了两名外国译者：沙博理和霍克斯。他喜欢沙博理的翻译，觉得既不是死板的直译，又忠实于原著内容，于是写邮件和沙博理讨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沙博理回信称自己赞同这一标准，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到：“我觉得，译者不但要精通所译文学作品相关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习惯，而且对他本国的这一切也要精通和了解。译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精通和了解的程度，例如，想翻译诗歌，译者自己首先就得能用母语写诗。” 

　　“现在中国研究翻译的人，有的只是照搬国外的理论，根本不做翻译，和搞翻译实践的人的体会完全不同。沙老先生主要搞实践，但是从他的翻译中体现出来的理念我是非常认同的。‘信’是第一原则，但这是意义上而非字面上。”张经浩说。这就意味着当中文是地道的中文时，翻译的英文也得是地道的英文——传达原文的“神”，而非原文的“形”。 

　　要做到传神的翻译，背后需要的是更深刻的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沙老始终认为，翻译最难的不是字对字翻译本身，而是文字背后的文化，他认为每部作品的文字是一样的，但是反映的文化内涵不一样。要做好翻译，得了解每个人说话的腔调，了解他穿的服装，了解他吃的东西，以及为什么吃这个东西。这是他的不同之处，他确实是钻进去看这些文字背后的东西。”周明伟说。

　　某种意义上，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掌握中国文化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文学翻译吸引沙博理的所在——从中他可以看见中国，了解中国。“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 

　　“人们会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人，会想在中国度过他的一生。”1979年，沙博理在美国出版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自传，试图回答这个他遭遇过无数次的问题，并且向世界介绍他眼中的中国。20年后，沙博理补充其间的见闻经历，写成《我的中国》，在美国发行时名字被改成《我选择了中国》，态度更加直截了当。 

　　1983年沙博理从《人民画报》社退休，同时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且连任六届。这期间他随着考察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积极就各类他看到的问题提出建议。同时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等。从文学翻译起步，沙博理了解中国社会的“触须”一点点张开。在舒乙看来，沙博理是一个学者型的人：“他会发现工作中的问题，这就变成了他的课题。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法律还是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变迁和遭遇，都是他自己选择研究的，是他经历中碰到的。” 

　　2011年4月2日，沙博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10~2011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并获颁“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在周明伟的印象中，沙博理从来不避讳自己是个犹太人，甚至是“把作为‘犹太人’放在作为‘美国人’之前的”。因为研究犹太人在中国的情况，沙博理受邀成为最早访问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当时中国与以色列还未建交。在北京，他也和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保持了亲密的关系，每一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都会前去看望他。接触沙博理越久，身边的人们就会发现他身上存在着多重身份的烙印，而这一切又显得协调自然：犹太人的精明，美国人的幽默独立，中国人的温和善良，最后变成典型而有趣的叠加。 

　　对沙博理犹太人式的“精明能干”，李霞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他跟我谈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为什么老解决不了？政府可以在每个公司成立时收取保证金一类的东西，如果将来拖欠工资，政府可以拿这笔钱先支付给农民工，然后再追究公司的责任。” 

　　舒乙记得，沙博理办事情很讲约定，出书一定要有合同，合同的条文一定会亲自把关。“他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遇到不依法办事的地方，他不习惯，就会跟人争执，但一般最后他是胜利者，因为他有道理。”舒乙觉得，沙博理在中国活得非常愉快，因为他得到了诸多尊重，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独立自由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他不是中国哲学培养出来非常中庸的人，相反，非常有原则，观点非常犀利。他不怕提意见，而且每次都能提建设性的意见。”“他根本不在乎谁的官大、谁的官小，有时候他身边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大政治家，他会悄悄地问，这家伙是谁？他没有等级观念。”舒乙说。 

　　多重身份又正是沙博理的优势。“他的价值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说中国话，他的离世使我们少了一位能给国际社会讲故事的大师。我们现在说的事国际社会还不太听得懂，不光因为讲故事水平本身不够，还因为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对方文化。中国文化能在国际交流中走多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外国文化了解多少。沙博理深深了解两边的文化，这是我们难以企及的。”第一次见到沙博理之前，周明伟已经专门读了沙博理翻译的作品，他把沙博理称作“大师”，沙博理却又一次用形象的语言重新表述自己。“他对我说，我不在乎大师这个名声，我希望是一座桥，它是能够沟通中文和英文之间的桥。通过这座桥，能让说不同语言、有不同宗教背景、有不同族群肤色的人都来看看中国风景，读读中国故事，听听中国声音。”周明伟说。

　　摘自2014年第45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