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竹 

　　【嘉 宾】

　　陈丹燕 

　　作家

　　阮仪三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主持人的话

　　一栋老宅记录着一家人的喜怒哀乐；一条巷子，定格着一群人的岁月剪影。从外滩的万国建筑到斑驳的石库门民居，有些记忆被作家演绎成了文学作品，有些故事在几代人的口口相传中留存。它们是一个群体的乡愁，也是一座城市的文脉。

　　A

　　城市里的乡土作家

　　抒写所在城的世界观

　　主持人：在作家陈丹燕最新修订版“上海三部曲”的腰封上，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一个上海的乡土作家，从寻找家乡感开始，充满地方性地记录下自己城市巨变中的日常生活、民间记忆与个人历史，精微而独立地描绘出上海的面容”。修订版的“上海三部曲”将在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我想，很多人会对“上海的乡土作家”这个提法感到新奇。乡土作家似乎与上海这样的城市没有关系？

　　陈丹燕：我不认为写农村题材才是乡土作家，生长在城市的作家，似乎就不能成为乡土作家。我觉得，乡土作家的概念应该是与写作的地方性联系在一起——以作家自己长期居住地为写作源泉，专注于描写这个地方发生的故事，故事传达出这个地方特有的世界观。而并不是跟城乡的地理概念联系在一起。

　　我的一位朋友，台湾作家黄春明，他被称为“台湾乡土作家”，我去了他的家乡宜兰，在那里，我们就“乡土作家”的话题有过讨论。台湾曾有一个时期被日本殖民统治，黄春明是非常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过，当他给我讲起那段发生在宜兰的历史时，言语中所流露出的并不是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他告诉我，二战末期，日本神风队的战斗机有很多是从宜兰起飞的。当年，物资已经很紧缺，为了造机场，宜兰每个孩子都被要求在上学的路上背上两块鹅卵石。当时，很多日本的战斗机都是藏在大榕树下。当地的男人都被日本军队征用去拉飞机。在黄春明的记忆里，那个时期的宜兰很热闹。有许多“妈妈桑”聚集此地，好让那些年轻的神风队飞行员在执行有去无回的任务之前，可以喝一场花酒。

　　只有从小生长在宜兰，经历过那段特殊的岁月的人才能讲得出这些故事，才会对那段历史有如此丰富的感受。当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成长背景，再去看电影《海角七号》的时候，就比较能够理解电影中所表达的世界观。那些人生的经历会让我们明白，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评价，并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是有人性的慈悲在里面。

　　B

　　越来越厚的书中 记录着这座城的剧变

　　主持人：作为作家，您用最新修订版的“上海三部曲”纪念巨变的城市与逝去的时光。过去的二十年里，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笔下的那些街道，可能不再是昔日的模样。我们的耳畔也不断地听到有人呼吁保留下一些城市过往的痕迹。您如何看待城市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出版至今已经二十年，每隔十年再版一次，每次再版都会往里面加两万多字的文字和几十张图片，因为这座城市的变化如此迅猛，这本书也随着记录变化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厚。作为一个上海作家，能用自己的书一再记录巨变的城市，纪念逝去的时光，是很光荣的事。我觉得，要求一座城市一成不变，就像要求一个女人永远不老一样，是不可能的。如果变化是良好的，不伤害城市文脉，那么，这种变化会让城市更加丰富。这些年里，在许多人共同的努力下，上海在疯狂的剧变中依然保留了许多东西不曾改变，最重要的是，保持了城市文化的内在生命力。

　　C

　　流淌城市血脉的作品 更易获得共鸣

　　主持人：在中国文坛，反映当下城市生活的作品，从数量和影响力上都远逊于写农村的作品。您是否关注到一些描写城市的作品的状态？

　　陈丹燕：中国是一个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业国。写城市题材的作家一定是寂寞的。如果一个写作者既想要写城市，又不甘寂寞，那多半是写不好的。

　　印象里，有段时间，许多作品一写到城市就写咖啡馆、写名牌等那些西化的东西。这类写作者自身的世界观也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关注的是表面的物质的东西。那些文字反映出写作者从小城镇走来，被最初所见到的城市文明吞没时的状态。跳脱出这种状态，需要有成熟的农村经验或者成熟的城市经验，以及对城市本身的兴趣。

　　主持人：您的“上海三部曲”、“外滩三部曲”，写的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有没有和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读者交流过，他们对您笔下的上海有何感受？

　　陈丹燕：这几本书有的出了日文版，有的出了德文版，还有两本英文版。这些语种所在的国家都是具有比较强的城市性的，那些读者对于上海的故事，比较能够理解。我曾在汉堡作讲座，当地的读者不会把我的作品理解成表现城市物质文明的作品。他们会觉得，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到了从汉堡离港的船，到了上海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也在香港书展作过演讲，香港和上海一样，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对西方文明有好感，对于作品中反映出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特别有共鸣。

　　在地性是具有很强的文学生命力和文学价值的。它的魅力表现在，我没写出来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但是，当我写出来，你读过之后能够理解并可以共鸣。

　　D

　　拆光了老建筑 乡愁何处安放

　　主持人：阮教授多年来为保护老建筑做了大量的工作。您如何理解乡愁？乡愁与那些老房子、街道之间有怎样的联结？

　　阮仪三：对于乡愁，文学家、诗人曾经有许多精彩隽永的描绘。我就用一句建筑术语来表达：乡愁是“人们对故乡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物质环境的记忆，而对它的存在与否的耽愁与怀念”。故乡的老房子所组成的历史空间环境，同时是故乡人们在这些以老房子为主的历史空间环境中的生活活动而演绎的平凡又生动的故事，使你终身难忘。乡愁还包含着家乡人们祖祖辈辈留下的人与人的亲情关系，而这些关系又靠着那些故乡的古老建筑及建筑所形成的场景、风光特色所依存的。那些街道、建筑是物质载体，没有了它们，精神无处附着。

　　E

　　“刀下留房”

　　留住城市和民族的记忆

　　主持人：您曾有过多次“刀下留房”的经历。那些差一点被拆掉、最终被您保下来的老建筑背后有怎样的故事，那些故事对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阮仪三：2002年10月，我看到我们学院的一些教师正在做上海北外滩地段的规划设计。北外滩就是沿黄浦江的虹口区提篮桥一带，这里曾经是上海犹太人聚居地，有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我仔细看了他们做的规划，那是把所有的老街区、老房子都抹光了，然后画上高楼大厦、滨江绿地。当时这里还没有被列为保护区，里面的历史建筑除了一幢犹太人的摩西教堂，此外便没有任何的保护要求。

　　其实，提篮桥一带是有着一段特殊故事的。二战期间，许多犹太难民逃亡到中国，聚居于此十多年。中国开放以后，经常有犹太人及其他国家的人来访，以色列的国家领导拉宾、佩雷斯以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都来过，这里是重要的历史纪念地，不能随意拆迁。

　　针对当时的情况，我立刻组织了同济大学的学生们对这个地区做了调研，意图提出有说服力的报告。后来我把调研结果写成一份简要的报告，设法交到了主管的市领导手里。不久，传来了好消息，2003年1月1日公布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中，将提篮桥列入了其中。

　　主持人：外滩是上海最重要的地标之一。阮教授也曾为外滩的老建筑保护做过工作，是否可以谈谈？

　　阮仪三：2009年6月20日，常青教授告诉我外滩的划船俱乐部即将拆除，要尽力设法阻止，“刀下留房”。这是位于外滩外白渡桥西端，苏州河出口处的一幢历史建筑，建于1903年，外滩最早的建筑物之一。划船俱乐部内部设有游泳池，是上海第一座室内游泳池。1953年以后，它成为上海水上运动的摇篮。它不仅是上海重要的历史地标，也是中国体育运动的纪念地。

　　在常青教授告诉划船俱乐部将被拆除的消息后的第二天，我就去到现场察看，之后立即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发出了紧急呼吁的特快急件，又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几家报纸和上海电视台。后来得知，俞书记在我的信件上作了“要认真听取专家意见”的批示。

　　划船俱乐部是和英国领事馆、新天安教堂、外白渡桥同期的外滩建筑物，是上海开埠的见证，也是上海外滩的历史缩影。现在，路过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拍婚纱照，说明很受大家的欢迎。

　　保护老房子

　　不是为了给人参观

　　F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一直非常关注各地民居的保护。将一些旧时的民居、街巷保留下来，对于城市建设有什么作用？

　　阮仪三：中华的精气神，在民居上的体现最为明显。北京的四合院、福建的土楼、云南的三坊一照壁、上海的石库门……都属合院式建筑。而合院式住宅中天井、正厅等区域的设计处处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理念：敬天地、拜祖先；阖家团聚、和睦相亲；长幼有序、内外有别。这些各有特色的民居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民居，在城市的建设中，也有个参考。

　　我们保护老房子，不是为了卖票给人参观，也不是仅仅保护老房子本身，而是保护中华民族的人情，保护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保护人和人之间的亲情。它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

　　结束语

　　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什么模样的？作家笔下的演绎与我们的记忆，昨日和今日的模样，可有交集？那交叠的部分里有城市文脉的传承，更有属于这座都市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