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毛时安 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任《上海文论》副主编，上海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著有《毛时安文集》。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引自《圣经·创世纪》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相信程乃珊去了天堂。从她女儿在告别会上的讲话，从她走时的安详，从她临行前留下的这些和日常生活中说话一般平静而带着热情的文字中，我愿意相信。

　　有两束光，照亮着她四十年写作的文字世界。一束是教堂穹顶照下来的阳光，一束是来自公寓宽敞客厅的灯光。

　　一

　　她的好朋友郭庭珂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上海基督教国际礼拜堂开办了慕道班，对基督教义有向往和兴趣的青年人开放。在那儿，程乃珊和她一起上课、洗礼，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也就在这前后，她开始了伴随她一生的漫长的文学写作之旅。那是一个“小说的时代”。在上海在中国，年轻的小说家，像雨后森林里的蘑菇，一簇一簇，满地都是。在大量沉浸在十年浩劫的控诉和历史沉重反思的小说中，程乃珊的小说创作别具一格。带着一份宗教气息，宁静、纯净。“那天晚上天空漆黑，连一颗星星也没有。我从不曾想过在这么黑的夜晚，会像圣经上说的，上帝会以柔和的目光凝视着人间，许许多多安琪儿会我们歌唱……她的歌声柔和甜润，她不是在歌唱，而是在呼唤，向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呼唤，那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那里的太阳永远放射着柔和的光芒。那柔和、神圣的歌声令我想流泪，我第一次相信，在那高高的上空真的有一个上帝……”(《欢乐女神的故事》)。她有的小说题目就直接取自赞美诗《在我心有空处为你……》：“绛红色的夕阳犹如祥光缭绕，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之情冉冉腾起，它应许了爱情、希望，还有美思。前面不远就是礼拜堂对尖顶，夕阳在她的尖端织上一顶灿烂至尊的冠冕，晚礼拜开始了，阵阵赞美诗从里面飘出来：……快来吧，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这些文字来自我从书柜里掯出来的，198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画家黄英浩封面、插图，印数43200本，定价0.25元，1984年3月10日程乃珊题赠我的小说集《天鹅之死》。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她把场景放在了香港，以方便表达她的宗教情怀。几篇作品的主要人物大都是基督徒。虽然她的目光还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看香港看世界的狭隘，甚至因为时代尚未完全冲破对宗教的禁忌，不得不有所遮掩躲藏。但字里行间散发的那种无法掩饰的宗教意味，在当时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大胆。当然不是说，程乃珊的小说都是基督教教理的形象显现，恰恰相反，她实际的小说创作题材要广阔得多。但不管写什么，她的笔下始终散发着一种那个时代别的作家所没有的特殊的宗教气息。也让读者感受到一个新的汹涌澎湃自由得多的时代的到来。她1979年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讲述的是女工程师乐珺用献身祖国和事业的热情逐渐消融失去母亲的小薇隔膜、怀疑的故事。结尾却在乐珺给小薇唱起妈妈教唱的那首加拿大民歌之前，小薇脱口而出，无奈地说了一句英语，God knows it,but waits(上帝明白一切，但得等待)。和当时情绪激烈的主流小说不同，程乃珊的小说情绪透明、纯净、有一种超脱世俗苦恼的乐观。人物虽在尘世却像来自天国，内心纤尘不染。写的是俗世，却是刚从教堂里出来，身心被教堂天庭的一束阳光照得明净、恬淡。大约在1983年冬，《上海文学》理论组负责的周介人已经慧眼独具地发现了程乃珊的这一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他找到我，希望我为程乃珊写一篇作家论，以期引起读者和文学界对这位年轻女作家的更大关注热情。同时，限于当时的时代局限，我们又必须回避小说的宗教情绪和特色，以免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给作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984年2月，《上海文学》全文刊发了我写的评论《独特的生活画卷——程乃珊小说漫议》。在评论中，我刻意回避指明教堂的那束光，却又用一种欲言又止的言说，诸如纯净、优雅、娴静、圣洁等可以用来形容圣母玛利亚的暗示性的字眼，让读者隐约中感觉到作者文字帷幕后到教堂天堂天顶投下的那束微光。正是这种宗教情怀，使她笔下的那些来自西区出身名门的女教师，怀着几近牧师般的一种平等、悲悯、理解、宽容的态度，敞开胸怀，去接纳，去热爱《穷街》的那些孩子，去和那些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交流。可以说，教堂的那束阳光，透明，赋予她独特的理念和价值。同时，在评论中，我刻意强化了客厅里的那束光。客厅里的灯光温馨、高雅、怀旧，使她总是有着一份看人间的温情。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大都来自上海西区的高档公寓。在规避了一种评论风险的时候，我也冒着当时的另一种风险。就是挑明其小说的人物家族的谱系特色，“既非官宦人家，亦非书香门第，而是具有上海特点的民族资本家家庭。”程乃珊竭尽当时时代的提供的最大可能，展现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两三代人“文革”前后的曲折遭际。他们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的内心无奈、苦恼，努力适应环境。他们经历了社会向前的历史进程的大浪淘沙，不甘沉沦，不断地自立、自强，以自己的劳动和奋斗而不是祖上积累的资本，赢得另一个时代人们的尊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不长。程乃珊写他们像种子那样飘落在十里洋场。在一块原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大树。但属于他们的好日子实在是很短很短。他们始终在历史的夹缝、各种政治力量的撞击和连绵不断的炮火中，尴尬而艰难地存活着。对于这段历史叙述，程乃珊随着时代的渐次开放，从枝叶，到树干，最后到种子，从现实走向历史的深处，是倒着写的。先是当下《蓝屋》里的二三代，顾鸿飞、顾传辉们的“走出”和“重返”。最后才是第一代祝景臣孤身创业大上海，终于成为一代《金融家》的风云际会。她以自己丰厚的家族历史积淀，对这些生活的理解，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人性的感性认知，让人们看到了他们的惨淡、苦心、无奈，看到了他们在历史的长河里像小舟般孤独颠簸的落寞背影，那身后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

　　二

　　可以说，程乃珊是继茅盾的《子夜》、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以后，在改革开放年代到来之际，第一个直接用文学表现长期被边缘化的这一人群并给予正面评价的作家。与此同时，她在小说中开启了对过往上海上层社会人们富庶的生活场景、细节、心理丰富的文学描写。少女时代开始的对大明星格里高利·帕克的终身心仪，对凯司令掼奶油香味向往。也许，以今天的物质标准来看，那样的富庶已然有点落伍，但那种作者极为醉心的气质仪表风度，却是当下依然严重缺失的。在我看来，程乃珊对于这些东西的喜好留恋，是骨子里的血脉里的，与生俱来的，没有任何为了追逐时尚而贴上去的成分。

　　因为时代限制造成的写作难度，再加上那时发表作家专论是对作家的高规格肯定。那篇评论在《上海文学》刊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作家论，也是程乃珊小说第一篇专论。为她昂首阔步登上文坛，铺了一级台阶。没想到的一个后果，就是多少年后我依然被人目之为“当时上海评论界一致公认的研究程乃珊的专家”。当然，我从来不是专家，更不是研究程乃珊的专家。

　　三

　　在那个物质稀缺却高扬着理想主义旗帜的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文学，我们不期而遇。她很郑重其事地约我去上海咖啡馆见面。彼此都有点出乎意料之感。我想象中的程乃珊是一个端着架子的大家闺秀，说话轻声轻气的淑女模样。没想到，她大大咧咧，热情开朗，语速快得像出膛的子弹，全然没有一点矜持拘泥。而评论家在她心目中则是严肃得一派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干瘪老先生。吃惊的是我比她还小着两岁，焕发着那个时代文学青年都有过的连自己都未意识到的热情洋溢的光泽。那时上海咖啡馆还有外面包着白砂糖放在水里就化的小方块咖啡。程乃珊点的是现磨的咖啡。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文学。彼此“三岔口”抹黑开打式的戒备，随着咖啡冒出来的香浓的热气，飘然而去。“上咖”坐落在南京西路铜仁路拐角。窗外，有20路电车，“叮叮当当”地从春天碧绿的梧桐树间驶过。梦里不知身是客。恍然间，时光倒流到了上海的上世纪30年代。

　　说来有点羞惭。我是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而且也算是很用功的学生。但第一次听到张爱玲的名字，却是在程家的客厅。程乃珊会写小说，俨然是他们那一族的代言人，加上她特别的热爱、享受生活，热情好客，喜欢热闹。有她在，很难没有她开怀而充满感染力的笑声。因为这些，她家的客厅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聚会的沙龙。一大群青春男女，愚园路48弄36号那栋灰白色小楼的三楼客厅，弄得一幅当代“韩熙载夜宴图”似的。一楼还没有落实政策归还。三楼客厅里亮着吊灯，有高谈阔论的、窃窃私语的、唱歌的、跳舞的、看书的……客厅的一角放着一家老钢琴，被灯光柔柔地照着。一个脸庞圆圆的女孩坐在那儿，十指芊芊在上面小鹿那样欢快地跳动着，黑白钢琴键盘上飘起了《少女的祈祷》那有点忧伤有点甜味的旋律。她们津津乐道地说着住在不远处的属于旧上海的张爱玲。因为我实在是不属于那个圈子的陌生的外来人，就静静地落寞地看着、听着。知道在我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一方别种情调的天地。时常让我想起巴纳耶娃和乔治·桑宾朋满座的沙龙。

　　十年浩劫还不很远，生活却已经如此顽强地开始恢复本色。

　　程乃珊的小说创作到199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金融家》戛然而止。后来她孤身只影去香港。她住在离岛，在三联书店打工。每天都要坐船穿越维多利亚港。很多朋友都见过并说起过她自食其力奔波的辛苦。

　　以此为分水岭，程乃珊开始了她后来非虚构的文学写作。2000年程乃珊回到阔别了十年的上海。如果说，早年的文学写作还仅仅是因为文学带给了她巨大的个人愉悦的话，那么，这次重投文学写作的怀抱，则出于一种强烈的使命和自觉的文化意识。时代的巨变固然令人兴奋，但文化的断裂同样让人心疼。特别是像上海这样一座有着特殊近、现代文化传统的现代城市。正是这种强烈的自觉，使她成为新世纪以来，发掘、传播老上海文化和生活习俗的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作家。她对人说，趁着人家现在要看，需要这类文章，我就赶快去做。否则一些七老八十的人走了以后，这些故事也带走了。她以一种近乎燃烧的热情，精卫填海的决绝，短短十年中写下了一本本关于上海女人、上海男人、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萨克斯、上海罗曼史的书。她翻箱倒柜地在上海历史旧箱子的角角落落里，发掘着具有文脉意味的各种器物、习俗、细节。怀着一份当下难得的温情讲述着它们的前世今生。她为身边那些曾经显赫过的老人，为曾经远离市民的老洋房、高级公寓，讲述已经失落在历史烟尘中显得有点久远、模糊的故事，为他（它）们建起一座座文字纪念碑。知妻莫如夫。诚如她夫君老严，严尔纯先生说的那样，“她太热爱上海了，太热爱静安区了。她出生在静安区，老宅在静安区，嫁到静安区，最后归宿仍在静安区。”她是多么害怕那些曾经提振过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精气神的、融化在日常生活里的文脉，被突然发迹后的惊慌失措粗暴地打断。在许多人心目里，她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最出色的上海“讲述者”。程乃珊的讲述，没有做作，没有虚构，没有凭想象。确实，她讲述老上海的语调，明白晓畅朴素，没有过多的修饰语和形容词，就像听她在讲话。但在文字的背后，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热烈的心跳，她对这座城市的一往深情。用平易的妇孺皆知的文字传达内心的深情，是程乃珊的本事。

　　也有人说她“俗”。看沈家姆妈为了三个女儿的婚嫁，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盘算《女儿经》，真有点脱不了一个“俗”字。但她不在乎。因为她出身名门，看到且拥有过许多人没有过的“雅”。她的俗，其实是以她远远超越一般市民生活的雅为底蕴的，是那个阶级经历了大的历史颠簸后“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俗。

　　四

　　《远去的声音》是程乃珊生命最后十六个月里，留给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的最后文字。她是真的喜欢写作。即使生命要远去，她也还在写。她说过，一天不写几个字，这一天就白活了。可以说，这是她蘸着自己生命汁液，用血肉写下的文字。曾经是小说原型的大家族，他的祖父母、她的父母、她的哥哥，那些出入过她的人生事业的人们，还有她夫君家那栋邬达克设计的沪上大名鼎鼎的绿房子，坐落在南京西路蓝棠皮鞋店边上曾经是她家祖产的花园别墅……他（它）们落尽繁华，褪尽虚构文学语言的包装，以历史和生活中的本来面貌，有血有肉地，像圆雕那样立体而丰满地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历史像极了一口深井，黑漆漆的，因为程乃珊的回忆，我们听到了它空旷悠远的回声。其中盛满了她五味杂陈一言难尽的情感。倘若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我会选择“惜”：珍惜（与自己生命相联系的那份血脉之情）、怜惜（他们如此崎岖坎坷的人生）、惋惜（时光与历史的不再）、痛惜（在这条路上凋零了生命）、爱惜（其中积淀的文化和价值传统）。面对这些文字，读着读着，竟有了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沧桑感。尽管程乃珊的讲述，一如既往的充满热情。

　　谢谢程乃珊文字里闪烁的两束光。教堂天庭投下的阳光透明沉静，给了她一生可以坚持的仁爱圣洁的理念。客厅里不熄的灯光，让她总是能用那么温馨乐观的目光，看取事实上前进得沉重的生活。我想，有光总是好的。

　　光，可以驱散我们心头的暗和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