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春》最初是以连载形式刊登在上海《亦报》，当时张爱玲所用的笔名是“梁京”。正式结集成书当在1950年。1966年，张爱玲旅美期间对其修改，并改名为《半生缘》，后收入到皇冠出版社的《张爱玲全集》中。 

　　说起《十八春》来就仿佛有无数的话要说。那是除《红楼梦》和《牛虻》之外，第三本让青春期的我每读必大哭的小说，也一直被我奉为张小说之圭皋。后来上高中了，看电影版《半生缘》，看到结局时曼桢与世钧在小饭馆里紧紧相拥，心下大感诧异，我认识的曼桢和世钧好像全不是这样的；到后来在大学看了《半生缘》，方才晓得是爱玲自己亲手画的足，续的貂。她常说从小熟读《红楼梦》本子，看其他版本，遇到眼生点的字会自己跳出来，看高鹗续的后四十回完全看不下去，觉得“气味不对”。不料张迷们看完《十八春》再看《半生缘》，竟也会同样遇到“气味不对”的困境，作者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我现在手头没有安徽文艺版的《十八春》，只有一本十月文艺出版社引进皇冠版的《半生缘》，与网上下载的《十八春》版本比对，主要不同之处在于：

　　1、《十八春》共十八章，《半生缘》共十七章。 

　　2、许叔惠去延安改为去美国留学。 

　　3、张慕瑾改名为张豫瑾。（这其实是最无关紧要的改写，大概只是为了音节更铿锵好读）。原作中张被诬为汉奸逮捕，其妻被迫害致死。现改为张妻被日本人杀害，张被抓后逃生，去了大后方。

　　4、书中最后沈世钧、顾曼桢等前往东北参加革命工作一段被删。故事到沈、顾二人重逢即告结束。

　　5、也就是说，整个《十八春》中，沈世钧、顾曼桢相识的时间为十八年；在《半生缘》则改为十四年。即书中的前两句首先不同。

　　之所以作此大改，大抵是因为张爱玲旅美后无法在大陆发表作品，主要面向台湾和北美市场读者，所属意识形态有变，需要“去政治化”的缘故。然而读者介意的却并不是意识形态，在意的只是为我们所熟知的男女主角面目突然变形，自然要抱怨叫屈。

　　先看《半生缘》结尾：

　　“凭豫瑾对她的情分，帮助她还债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世钧顿了顿，结果还是忍不住，仿佛顺口问了声：‘他有没有再结婚？’曼桢道：‘没有吧？’向他笑了笑，道：‘我们都是寂寞惯了的人。’世钧顿时惭愧起来，仿佛有豫瑾在那里，他就可以卸责似的。他其实是恨不得破坏一切，来补偿曼桢的遭遇。他在桌子上握着她的手，默然片刻，方微笑道：‘好在现在见着你了，别的什么都好办。我下了决心了，没有不可挽回的事。你让我去想办法。’曼桢不等他说完，已经像受不了痛苦似的，低声叫道：‘你别说这话行不行？今天能见这一面，已经是……心里不知多痛快！’说着已是两行眼泪直流下来，低下头去抬起手背揩拭。

　　……

　　“他们这壁厢生离死别，那头他家里也正难舍难分。……”

　　“翠芝忽然微笑道：‘我想你不久就会再结婚的。’叔惠笑道：‘哦？’翠芝笑道：‘你将来的太太一定年轻、漂亮──’叔惠听她语气未尽，便替她续下去道：‘有钱。’……在一片笑声中，翠芝却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足。”

　　这样长篇累牍的恋爱心理描写，反反复复的纠葛譬喻，竟敌不过《十八春》里最后的一句话况味无穷： 

　　“他心里想着，应当怎样去促成他们的事情。台上的‘光荣灯’正演到热闹的地方，锣鼓喧天。世钧偶尔别过头去一看，他旁边的一个座位却是空的。慕瑾等不及剧终，已经走了。

　　世钧惘然地微笑了。他是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祝福。”

　　《半生缘》结局的改写，把傅雷批评张爱玲不好的地方，比如男女情感庸俗化、模式化，比喻精妙得近乎匠气，几乎全方位展示了个淋漓尽致。我们认识的世钧和曼桢绝不是那样的，十几年不见（哪怕不是十八年而只是十四年吧），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幸福的婚姻生活，竟然可以随随便便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并轻易试探、揣测对方情形，处处为自己开脱。世钧说要打破现状，曼桢略微表示了异议，他就悲痛地承认：是的，绝对是回不去的！这里的世钧，哪里还是那个“就像一棵菜一样，只有心最好”的世钧，竟成了旧戏文里风流多情、同时又绝对自私的张生。同时这结局更雾数了叔惠：从一个不过偶尔风流自赏的漂亮工程师，竟变成吃女人软饭的行家了；而这样的叔惠一言一语地和自己调情，翠芝竟还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至此，我们若不开始怀疑起这爱情曾经存在的可信度，至少也不由得要质疑翠芝的趣味和眼光。

　　总之，恐怕不是每一次作者的“披阅十载，增删十次”都必然为文本增色。大多数时候，文与人会，福至心灵，全在乎天意和命运。一九五零年尚未离开大陆的张爱玲，情伤远未成为旧创，或者写作《十八春》时还正带了新鲜的切肤之痛；而一九六六年远赴重洋后，遑论作者是否受意识形态和力图开拓新市场的影响，刻意抽离时代改写成一个旧上海哀感顽艳的故事；恐怕更糟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的走向竟因这种无法确定原因的改写而偏离真实的逻辑轨道。事实上，男女之间最悲伤的结局，不过就是相对无言，只“惘惘然地微笑”。有多少我们爱过的人，又最终只能够“落得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祝福”？

　　个中肯綮爱玲自然懂得过的，并曾书写得极好；我爱读那时的她。而后她去了美国，我便渐渐不认得改《十八春》、《小艾》的爱玲，而对写作《赤地之恋》和《秧歌》时的她，更感暌违陌生。然而我亦愿意用力体谅她的身处异乡，“在人矮檐下”、“在山唱山歌”的无可奈何。她晚年给我们带来《小团圆》，那个我深爱的爱玲好像又回来了，不管世人如何轻视嘲讽，嗤笑小团圆未若不团圆，然而我此时已不是敬若神明的敬，更多的却是爱怜了：临水照花人，原也只是肉身凡胎的人间女子。有爱，有恨，也有看不透的悲伤我执。生命里最深刻的一段记忆，原来还只不过是男女，是自己，而非“故事”。

　　（张爱玲小说的德语翻译者和研究者、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马海默先生，在今年书展的“文学对谈”，将使读者对张爱玲作品研究有新的见识。——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