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束纫秋到上海后，在当时宁波路89号的亚洲银行当学徒。“孤岛”时期，银行下午四点就关铁门打烊了。这时，他已是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的一名会员，常去设在劝工大楼内的联谊会参加活动。就是在那里，束纫秋结识了《银钱报》创办人之一赵不扬先生。

　　《银钱报》是那时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的会报，于1938年12月25日创刊，是上海金融界的一张主要报纸。我父亲和赵不扬聊得十分投机。赵不扬时常根据报社的需要，约我父亲给《银钱报》写点稿。就这样，他开始给《银钱报》写起了文章，配合“银联”的整体工作，揭露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屠杀中国人民百姓的凶残暴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当时，“银联”还发起了慰问难民、救济难胞和义卖等活动。我父亲按照赵不扬的要求，及时进行采访报道，使得“银联”许多会员在爱国抗日思想的感召下，纷纷投入义卖活动。

　　《银钱报》还开展了多种宣传报道活动，开辟了各种专栏，如文艺副刊的《随便谈谈》。我父亲常出现在活动报道的第一现场。他广泛深入采访，回来就及时撰写报道文章，既是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活动的见证者和宣传者。为了充分及时写好见闻报道，他还冒险靠近到租界的边沿，直接观察被铁丝网和大铁门分割开来的“那一边”的状况。

　　1939年6月，我父亲在银钱界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地下党，不能公开身份。党组织已了解了他的写作爱好和特长，就把他的组织关系从金融系统调到文委系统。文委系统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文学创作，并联系团结广大文艺青年，用抗战的、富有正义感的文艺作品，去占领敌伪控制下的文艺阵地。这样，他白天在银行上班，业余时间写作，先后投寄到一些刊物和报纸上去发表。那时，文委还组织了《文艺通讯》讲习班。他就与赵不扬商量，组织银钱系统的作者踊跃参加文委组织的这一活动，并借鉴《上海一日》的成功经验，在《银钱报》上开展《银钱一日》的征文活动。征文后，优秀的文章汇编成《金融线上》一书出版。

　　《职业生活》隐蔽战

　　我父亲入党后不久，便受中共职业委员会的委派，与谢胥甫、汪熊一起主办《职业生活》，前后共出版了52期。他后来才知道，《职业生活》是上海中共“职委”办的机关性刊物，公开出版，内容为职工运动。

　　当时这个刊物在上海公开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发行和影响占第二名，第一名是《上海周报》。谢胥甫是主要负责人，汪熊是刊物的公开发行人，天天西装革履，以小老板的身份和架势对外，特别是与官方人员打交道；我父亲则是编辑加后勤，具体有三件任务，一是负责转运稿件，二是编辑刊物的群众来信来稿和副刊，三是跑印刷厂，做校对。

　　《职业生活》先是由“职委”顾准、陆志仁同志领导，不久后，“职委”宣传部长张承宗同志来直接领导。可以说，《职业生活》的编辑出版，既无脱产的专职人员，又无固定的办公处所，更无稳定的经费来源。大家都不计较个人利益，不分寒暑昼夜，为抗日奉献自己的力量。几乎所有写稿的同志都是有职业掩护的在业职工，日间要从事职务工作，晚上或假日要进行党的组织活动，有的还要料理家务。不仅写稿条件差，而且还要在夜间挤出时间来写，往往是通宵达旦。最关键的是，他们都需要掩护好自己的身份，时刻警惕要在“地下”行事。

　　那时候，“职委”成员的稿子是《职业生活》的重要部分，都是按当时的宣传要求和党的政策分头来写的，大都是在每期发稿前送到编辑部。其中有一部分就送到我父亲公开职业单位的银行。我父亲所在银行是个小分行，晚上住二三人。我父亲还是单身，也住在楼上。银行打烊后拉上了铁门，门内放一个信箱，一些内部作者的稿子就投在这个信箱里。从银行信箱转稿是很保险又及时的，我父亲就当了这个传稿的“特别交通”，谁也不知道。

　　一次，我父亲一早按预定的时间打开银行铁门里的信箱，却没有拿到陆志仁的稿件。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信箱里还是空的。于是，我父亲沿着陆志仁一向的来路逆着走寻过去。结果，发现陆志仁因为太疲劳而晕倒在白克路（现为凤阳路）的人行道上。因为“地下”身份特殊，我父亲不能直接上前救扶，他见已有路人在围看，便自言自语说给旁边的路人：“侬碰碰伊看，醒得过来吧？”路人拉拉陆志仁的手臂，果然醒过来了。陆志仁看到了我父亲，同时又看了看周围的人，说：“哎呀，怎么跌倒了，真难为情，不好意思，还要赶去上班。”又特别打开拎包看了一看，“还好，没事！”走开了。我父亲一听便明白了，便远远地尾随着他……半个多小时后，银行的信箱里放进了一封稿件信。

　　《蹄下小景》速写记

　　在一群进步人士共同努力下，《职业生活》办得有声有色。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职业生活》也被迫停掉了。我父亲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喜欢文学写作。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投机家》，还大胆地按上了一个副题：“国难在上海之一”，意思是想准备之二之三之几地写下去，搞成个“系列”，且实际上，他已经列出了八个题材。可那时，上海的“严禁”已难有让《投机家》面世的刊物，转投“香港出版”的《文艺阵地》，历经周转而得以面世。

　　《投机家》的发表，更引起了上海文艺界的注意。《职业生活》停刊后，我父亲被调到了文艺界。本来，写小说是束纫秋的一个爱好，调到了文艺界，这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工作。通过创作，以文会友；通过创作，抗日救亡。那时的上海已完全沦陷，进步刊物都没有办法出版了。怎么办？上级下达：写些好点的作品，投给还能出版的刊物，也就是说，利用这些刊物，争取内容好一点，不让刊物“太坏”。我父亲应《杂志》的征文投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的文稿，发表了。他继续写了比较多的能细腻反映自己所熟悉的职业界生活的作品，继续投寄《杂志》，借以冲淡当时文坛上黄色低级、用淡雅闲适的趣味以麻痹人们抗日意识的东西。

　　“写上海”，是对当时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一个要求，但这并不轻松。由于“孤岛”、“沦陷”的特殊形势，这样的记录还必须是要“隐姓埋名”的，要往往用“曲笔”。我父亲努力以“速记”的方式，把上海的某一“侧面”记录下来，自觉地以笔杆子作为投枪和匕首，在“第二战场”上杀向日本鬼子。他多用的笔名“越薪”，即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喻。1941年至1945年间，我父亲先后发表了十多篇小说，有几篇小说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他的小说集，原打算用“孤岛纪事”作书名，后改为《蹄下小景》。

　　抗日战争把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人，推进了抗日救亡的大洪流；抗战胜利后，他继续革命，跟着共产党，在上海文化领域，在新闻出版战线，又继续战斗了半个多世纪。

　　本文口述：束因立(束纫秋之子)，整理：罗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