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黄浩收到一份需要马上筹备的药品清单，数量巨大。此药单为白求恩到冀中军分区视察后开出，需不折不扣完成。

　　经多方努力筹到药品后，黄浩找到贝熙业，此批药仍要靠他从北平城内运到城外西山。

　　一天，下午四点，贝熙业的雪铁龙汽车经过西直门城门，关卡中的日军、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老院长贝大夫的车，随即招手放行。

　　雪铁龙车一路疾驰，到达贝家花园。此后，与往次一样，在贝宅等候多时的地下交通员接到药，立即套上驴车，翻山越岭将药品送到根据地。

　　三天之后，当那些在上海、香港都罕见的德国拜尔生产的贵重药品及医疗器械摆在战地医院的药架上时，白求恩跷起大拇指连声称赞：“了不起！”

　　几年后，汽油成了战略物资，贝熙业的汽车无法开了。为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贝熙业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从城内到贝家花园有40多公里路，沿途还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白色八字胡的外国老人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

　　除运送药品，贝熙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支持着抗日。1941年12月，他收留了为躲避日本宪兵而开着校长司徒雷登汽车逃离校园投奔他的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可。和贝熙业一样，林迈可同样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最终，林迈可从贝家花园再次出发，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他的帮助下，1944年8月，延安建成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的大功率国际电台。9月1日，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 “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

　　1943年8月黄浩暴露，贝熙业第一时间找人将他接到贝家花园，并从那里把他送往抗日根据地。黄浩走后，贝熙业和其他中共党员对接，继续用自行车运送药品，他还在贝家花园治疗前来求医的负伤八路军战士，有时还会进山出诊。 　　

　　重回人生起点

　　遗憾的是，贝熙业以一己之力为抗日所做出的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

　　这多少缘于新中国成立后，贝熙业一度尴尬的处境。

　　最初，北京的政治气氛是宽松的，选择留下的外国人依旧行动自由。贝熙业也对新政权充满信心。共产党身居高位的官员中，有许多和他打过交道，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是当年参与赴法勤工俭学潮，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更为重要的是，贝熙业已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当亲友来信劝他回国时，他回信表示，“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另外，贝熙业也在中国等来一份迟来的爱情——年轻女画家吴似丹走入贝熙业的生活。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和28岁的吴似丹登记结婚。

　　但造化弄人，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开始逆转，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内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看待在京外国人的眼光开始异样。另外，由于此后法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留在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失去了外交地位，贝熙业不再担任教授和校医职务，只能成为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随后破获的几起国际间谍案，更让贝熙业处境艰难。由于间谍案主角，都曾与贝熙业来往过密，人们开始怀疑他对新政权的态度。

　　此后一天，北京市卫生局找上门，来人客气地与贝熙业商量：您现在年事已高，每周也看不了几个病人，要不然把诊所关了？贝熙业听从建议，关闭了诊所。但之后不久，公安局找上门，带来的正是那封让他感觉如晴天霹雳的信——既然你已经不再行医，除非加入中国国籍，否则没有理由待在中国。

　　不愿放弃国籍又无计可施的贝熙业面对公安局日益急切的催促，最终痛下决心，收拾行囊。1954年10月1日，当全中国沉浸在建国5周年国庆的喜悦气氛时，贝熙业和吴似丹黯然登上前往法国的客轮。

　　回国后，因为经济窘迫，两人根本无法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前贝熙业一时冲动在奥维涅新浴堡买下的那块山地，成了他们此时唯一的落脚之处。

　　新浴堡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贝熙业夫妇在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一栋小木屋。82岁的贝熙业用几十年来一直拿手术刀的手，举起锤头铁镐，开荒垦地。渴了，饮一瓢山泉水，累了，就在树枝搭起的窝棚小憩。

　　曾经的辉煌已如过眼云烟。贝熙业重回人生起点。唯一的惊喜是，1955年吴似丹竟然怀孕了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让-路易。

　　1958年贝熙业去世，吴似丹34岁，让-路易3岁。在奥维涅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人们看让-路易这个混血儿的眼光是异样的。所幸，让-路易学习优异。他选择跟随父亲脚步，在15岁时考上了海军医科学校，从此离开奥维涅，此后成为知名心血管专家。

　　内向、孤僻的吴似丹余生都守着她和贝熙业最后的家。丈夫去世后，她一直靠卖画和给人打零工补贴家用。

　　1983年，让-路易陪母亲回过一次中国，仅仅是看望亲友。1992年吴似丹又独自回了一次北京，她前往西山，却未能进入贝家花园，只在附近留下几张伤感照片。

　　除了外形有些像中国人，对让-路易来说，中国仿佛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吴似丹一直对儿子闭口不谈他父亲在中国的过往经历。

　　直到2011年，法国驻华使馆联系到让-路易，告诉他其父贝熙业离开中国时，有一批古董未能运走，一直存在使馆，希望他能来华处理。得知此事后，让-路易开始有了了解父亲在华经历的愿望。

　　此后，就有了他和张伟、张同道等人的接触。

　　让-路易更加想不到的是，2014年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由张伟起草报回国内的贝熙业的经历，成为到法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中的素材，贝熙业的名字两次被提到。习近平主席称其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在张伟安排下，让-路易作为友好人士，被习近平接见。

　　此后第二天，让-路易去往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西山，走进父母相识相恋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而那时的贝家花园，已不是导演张同道开启贝熙业寻访之旅时，所见到的荒芜样子——“远远望去，一片密林托出一座孤独的楼顶……院里杂草丛生，秋千架只余铁环兀自悬空。回身向南，上一小台，是一座中式平房，也被封锁。”

　　2013年5月，贝家花园被北京市名城委员会办公室列入保护试点，在海淀区政府的主持下修缮一新。

　　这一切，是否会让贝熙业心有慰藉？毕竟，他对自己在中国，这个他视为第二祖国的地方，所获的荣誉是那样珍视——让-路易记得，他曾在整理父亲资料时，发现一张贝熙业写于1953年的便条：

　　“我刚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

　　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

　　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

　　摘自《小康》2015年0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