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播谍战剧《潜伏》中的余则成、《悬崖》中的周乙等原型身上，都可以看到邹凡扬的影子。解放前，他在当时上海新闻界一身三任，名噪一时，既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控制的《新夜报》的首席记者、三青团办的大光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又是中统办的《中联社》总编辑。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直到1949年5月25日，邹凡扬只身闯进了国民党的上海电台，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凌晨攻入上海市区，大上海解放了!”这则新闻，向全上海市民广播。
然而，邹老晚年回想起最多的并非这段潜伏生涯，而是作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抗战经历。邹凡扬，也是一名抗战老兵。
少年血书染墙誓杀倭寇
邹凡扬出生沈阳，父亲原是本溪湖煤矿公司工程师。9·18事变日军强占东三省，父亲失去了工作，带着邹凡扬返回上海。离开沈阳时，父亲取了沈阳的一斤土，为年幼的邹凡扬改名沈圻，嘱咐他牢记“收复失地，洗雪国耻”。这件事，在邹凡扬心中扎下深深的情结。8·13淞沪会战，邹凡扬在浦东高桥的房子被日军轰炸，来到表姐居住的横沔镇居所避难。一天，说到日寇罪行时，他义愤填膺，当即割破手指，以鲜血书写“热血青年”四字于墙，誓言驱除倭寇。
此后，邹凡扬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在当时的孤岛上海，他参加了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才15岁的他反对学校向汪伪政府登记，反对亲日派教师，发动了罢课抗议。1939年10月，时年16岁的邹凡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才读初二，后来，高一时他任学生会主席。邹凡扬积极、活跃、口才好，在学生中有号召力，引起汪伪敌特的注意。1942年，日军进占租界，邹凡扬被日军司令部列入抓捕黑名单，党组织决定把他转移到新四军华中局盐阜地委，任指导员。
亲历中共抗战敌后游击战
刚刚抵达盐阜地区，邹凡扬便遭遇了日军的一次大扫荡。日军当时首先攻击的是国民党韩德勤部。韩德勤的部队溃败进入了中共根据地。邹凡扬所在的板西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韩德勤的部队要粮要草，杀鸡宰猪，激起民愤。邹凡扬以新四军指导员的身份出面交涉，他对国民党军的一名营长说：“新四军讲究群众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你们这样的军风军纪，老百姓看在眼里，有个比较。现在大敌当前，你得罪了老百姓，还能站住脚吗？”那名国军营长无言以对。
后来，邹凡扬又奉命向国民党军的一名师长传递日军情报，并告诉这名王师长，根据地将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让韩部通过，经安徽西到达国民党的大后方。和邹凡扬同行的一名中共代表对王师长说，新四军部队已经分散为班排，完全隐藏在群众中间，敌人找不到新四军主力。像你内部这样集中在一起，又不讲群众纪律，只能暴露挨打。王师长当时苦笑，他的部队如果分散了，便收拢不起来。果然，王师长的部队在撤退时一路溃散，到了重庆，他成了光杆司令。这件事，让邹凡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依靠群众，进行全面游击战，才能拖住强敌，而国民党片面抗战没有得到群众支持，只能是一败再败。
经历打狗事件和拆除炸弹
扫荡和反扫荡历时数月之久。为了夜里不断地骚扰敌人，邹凡扬几个月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他回忆，当时自己一身虱子一身疮，小腿还受了伤，走路一瘸一拐，还扛着一支步枪奔波。
反扫荡时还有两个小插曲：当时苏北地区农村家家户户养一条狗，狗通人性。日军长途奔袭，狗子一路狂叫，预先警报，这在大扫荡初期对我方有利。但到了反攻阶段，我军的行动狗子也叫，使敌人警觉，则对我不利。于是根据地里有人主张杀狗，领导作了统一布置，各家要杀自家的狗。邹凡扬住在当地一名村支书家，支书和他一起准备动手杀狗，却始终下不了手。邹凡扬后来回忆说，“打狗改变了狗性，但终究伤了人心。”
日军在大扫荡时还出动飞机轰炸，在益林镇丟下几颗炸弹，有一颗穿过屋顶埋入泥地，一个胆大的民兵刨出炸弹抱回家里，家人邻里大哗。邹凡扬找到那名民兵表扬他大胆勇敢，劝他把炸弹放到郊外壕沟，自己亲手取出引信，露出了其中黄色的炸药。邹凡扬用了学校所学的化学知识，告诉那名民兵，炸弹没有引信，不会爆炸。随后，邹凡扬又在益林召开群众大会，把炸弹壳、引信、40多斤黄色炸药一一展出，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从没有爆炸的炸弹中取出引信。
潜回准备新四军接收上海
1944年，邹凡扬调入新四军城工部，奉命潜回上海，负责接收的前期工作和交通联络工作。
两年多没有回家了。邹凡扬回到浦东高桥的老家，一推开门，正煮晚饭的白发老母见到儿子一脸惊喜，向他述说父亲失业等家庭变故。邹凡扬是个孝子，如今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只能把抚养父母的责任交付兄姐，自己则满脑子考虑的是可利用的关系，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做通讯器材的“生意”，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正当他回到苏北述职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以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新四军原定“里应外合，夺取上海”的战略目标改变了，邹凡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赶回上海潜伏，他的抗战生涯圆满画上了句号。
本报记者 张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