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古典家具展厅迎门正中呈列的清代宋牧仲紫檀大画案，牙板上刻有光绪末年清宗室溥侗的题识，文云：“昔张叔未有项墨林棐几，周公瑕紫檀坐具，制铭赋诗契其上，备载《清仪阁集》中。此画案得之商丘宋氏，盖西陂旧物也。曩哲留遗，精雅完好，与墨林棐几，公瑕坐具，并堪珍重……”此段题识中提到的项墨林棐几，所幸历经劫乱，仍留人间，为本次金石书画展中重器。

　　此件称为“棐几”的明式家俱，为黄花梨十字枨方案，实测尺寸高78cm，宽68.5cm，长102.5cm，两侧短边各刻有项子京印章，右侧纵向刻二印，上为圆印，印文为“项”，下为方印，印文为“墨林主人”。左侧刻一方印，印文为“项元汴字子京”。案面周边并圆形直腿足，牙条，牙头，十字交叉枨都以黄花梨制成，面板涂以朱红漆，案沿作冰盘沿线脚，不束腰，器形简练沉稳，风格大气挺秀，十字交叉枨用于杌凳为多，用于几案则较少见，此案十字枨交叉部分虽以直材交叉，但与常见的在相交地方上下各切去一半，合成一根厚度的做法不同，实际做法是交叉部分略高出直材，因为枨的横断面非方而圆，因此这样的做法在交叉部位便显得浑圆天然，可见制作者的匠心。

　　之所以推断此件方案即是张廷济（字叔未）所藏的那件著名的“项子京棐几”，其根据除了案面“项子京”三方印章外，更有力的证据则是锲刻在一条腿足上的张廷济自作题跋，这段题跋文字是明确记载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的，清仪阁为张廷济斋名，是书所收皆张氏所藏钟鼎、碑碣、鉥印，砖瓦等金石古物器形乃至锲刻题识的拓本，并有张廷济考释，将此件方案腿足上题跋拓本与《古器物文》所收“项氏棐几题识拓本”两相互校，文字，行数，书法，刀法无不相合，即为明证。

　　王世襄先生所撰《略谈明清家具款识及作伪举例》一文中，也明确记载有这件“项墨林棐几”，并有详细的图文描述，图即《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所存“张廷济题识铭”拓本，文字如下：“有的家具曾经名人使用过，但未必有题识，一旦为人所得，便撰写题识刻上去，说明来历，并志忻幸或缅怀。这和收藏家把题识写到书画上去是一样的。实例如项墨林棐几和宋牧仲大画案。所谓项墨林棐几是一张约两尺宽三尺长的桌子，原来只有项氏的三方印章刻在上面，后来嘉兴张廷济购藏，撰写了一篇铭刻了上去，铭曰：棐几精良，墨林家藏。两缘遗印，为圆为方。何年流传，萧氏逻塘。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断韮切葱，瘢痕数行。乾隆乙卯，载来新篁。葛澂作缘，归余书堂。拂之试之，作作生芒。屑丹和漆，补治中央。如珊网铁，异采成章。回思天籁，劫灰浩茫。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据斯案，克绰永康。爰铭其足，廷济氏张。书以付契，其兄燕昌。”铭文拓片收入《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十册。

　　上文所举尺寸以及铭文文字内容，与目前此件方案实测尺寸以及腿足上的契文是一般无二的。铭文内容详实，信息量极大，试解读如下。

　　“棐几”即棐木做的几案，“棐”即“榧”字，泛指文人书案之类。“棐几”一词出自《晋书·王羲之传》：“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世文人每以“棐几”入诗，宋陆游《初夏诗》：“细煅诗联凭棐几，静思棋劫对楸枰。”元揭傒斯《和傅与砺近日》之一：“棐几看云凭，衡门罢月关”。将项子京这件方案称为“棐几”，是一种文雅的说法。

　　“两缘遗印，为圆为方”，证之实物桌面项氏印，正相符合。“何年流转，萧氏逻塘”，可见此器后来从项家散出，又到了逻塘萧氏手中，逻塘即海盐半逻村一带，与张廷济所居嘉兴新篁里相距不远。“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断韮切葱，瘢痕数行”，可见此桌案在萧氏手中，境遇不佳。“扶寸”是古人长度单位，铺四指为扶，一指为寸，形容较小的尺寸，这里表示桌上有尺寸不大的火烙痕迹，又沦为切菜切葱的案板，因此“瘢痕数行”，“韮”是捣碎的姜蒜韭菜之类，也泛指腌碎菜。“瘢”是疮痕伤疤的意思。

　　“乾隆乙卯，载来新篁，葛澂作缘，归余书堂”。乾隆乙卯即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张廷济28岁，离他在嘉庆三年（1798年）得中头名举人做了解元公，还差三年。“新篁”即嘉兴新篁里，张廷济家世居于此，其南即海盐，因其地竹林茂密，又称“竹田里”，“竹里”。葛澂即介绍张廷济购此“棐几”者，嘉兴人，字见岩，斋名溪阳书屋，与张廷济友，好金石精鉴古，张廷济有一柄时大彬所制“汉方壶”，即得自葛澂表兄王安期之手，葛澂又曾替张廷济购买过“建文二年湖州府铜权”，故葛澂与张廷济可称金石之交。

　　“作作生芒”，指光芒四射的样子，语出《史记·天官书》：“岁阴在酉，星居午……作作有芒”。“屑丹和漆，补治中央”，可见是张廷济收到此桌后为掩盖桌面火烙刀痕而加的红漆。

　　“回思天籁，劫灰浩茫”，项子京珍藏法书名迹的地方取名“天籁阁”，朱彝尊《曝书亭集》有载：“子京以善治生产富，能鉴别古人书画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籁阁，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其孙项圣谟在《三招隐图》题跋中云：“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这便是嘉兴史上的“乙酉之役”，张廷济所谓“劫灰浩茫”意即指此。

　　正因为劫后余存，因此张廷济对能收藏此件项氏棐几更觉幸甚庆甚，故其继而感叹到“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又自撰了此篇128字长铭，更请其族兄张燕昌书写并锲刻于腿足之上。铭文最后十六字揭示了撰文与锲刻者，即“爰铭其足，廷济者张，书以付契，其兄燕昌”。

　　张燕昌也是乾嘉之际金石篆刻的大人物，他是海盐人，文鱼是其字。张廷济称其兄，是族兄的意思。张燕昌在朱漆桌面上另有一段题记，“嘉庆庚申（1800年，嘉庆五年）夏日，叔未令弟解元用丹漆补治，兄燕昌书”。据此可知，当乾隆乙卯（1795年）张廷济刚购入此案时，并未用朱漆修整案面，要到五年后即嘉庆庚申（1800年），才以“丹漆补治”，而张廷济自撰铭文中已提到“屑丹和漆，补治中央”，可见张廷济这段铭文的创作时间，也至少应该在嘉庆庚申当年或者更后时段，张燕昌锲刻铭文的时间也只会靠后不靠前了。

　　光绪年间杭州人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也有一段关于张廷济收藏此件项子京棐几的描述，可为补证，“张叔未藏项墨林棐几。去秀水之新篁里可五六里，为罗汉塘，萧氏世居之，颇富藏书，并蓄项墨林棐几……盖天籁阁严匠望云手制物也。张叔未以葛见岩之介绍，购得之，因作铭，索其兄文鱼书之……”其中最有价值的信息是揭示了项氏棐几的制作者，为“严匠望云”，《萝窗萧牍》，《骨董瑣记》中都有谈到：严望云，一作阎望云，明代万历年间著名木雕艺匠，善制木器，极为精工，曾为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做过香几，小盒等器具，置于项氏“天籁阁”中，极得墨林推崇，曾为项氏制作一只竹根杯“如荷叶式，附以霜螯莲房，巧而雅，墨林题诗美之”。严氏所作，传世极少，徐珂此处所言恐非空穴来风，则益见此案来历不凡。

　　明清两代，谈到古物书画的收藏重镇，首推江浙，江浙不外乎苏州、扬州、嘉兴、湖州、常州、松江、无锡，以嘉兴而言，首推项子京，继而李日华，乃至清人张廷济。项子京之藏，四百多年以来令人艳羡至今，一时风流人物，如文徵明、冯梦祯、何良俊、李日华、董其昌直到乾隆皇帝，都对项氏天籁阁之藏推崇备至。乾隆1784年巡视江南至嘉兴，即曾特意造访天籁阁遗迹，并有诗怀项子京云：槜里文人数子京，阁收遗迹欲充槛，云烟散似飘天籁，明史怜他独挂名。为了表示倾慕，更将承德避暑山庄藏书楼冠以“天籁书屋”之名。

　　惟其如此，所以凡经项子京之过手之物，不要说是法书名画，即使是片铜段木，后世藏家无不欲得而宝之，何况是像桌案之类的大器，昔日项子京摩挲古物，盘桓罗列于其上，精魂雅意凝聚于其间，得者仿佛神与古会，能不珍同拱璧？除了项子京此件“棐几”，据说还有一具项氏把玩书画的大理石画桌，后来也从项家散出，先是归于苏州藏家陆西屏，嘉庆年间又转到苏州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中，黄丕烈就曾说过：当年项子京在世时，不知有多少价值数十万金的书画古物在此桌上展览，此石案上有无数古人精神所寄，此石已然有灵，“今而后当谨护持之，勿轻去焉，庶足以慰此古物之精灵乎”。黄丕烈的此番感叹，用于此件“棐几”之上，也是贴切的。

　　到了清代中叶的嘉兴，又出了承继风雅的张廷济，张廷济将文人赏玩鉴藏金石古器的一整套游戏方略推向极致，真到了凡器必拓，拓之必跋，跋之必有考据的程度，他又精于书，工于诗文，并将音韵、训诂之法体现在鉴赏文字之中，使金石收藏更富学术性，提升了这一收藏门类的档次。他的这一整套规范遂为后世文人效仿演绎，如吴平斋、吴大澂、陈介褀、端方、龚心钊，直至近人唐云，风雅传承，不绝于时。举凡竹木铜牙，砖瓦甓砚，砂瓷匏石，凡称古物，稍具来历便什袭之。此老自得此项氏天籁阁棐几，便屡次记之咏之，在其《清仪阁杂咏》中就有一诗赞之：图书天籁六丁收，此独华严劫后留，宝树文章裁锦缎，山人名字印银钩，焚香想展千金帖，置酒应开万卷楼，多少墨痕须记取，文唐诸老旧风流。

　　晚近之后，项氏“棐几”又从张廷济家散出，为无锡秦清曾（1894-1984）所得，清曾名淦，近代书画名家，与其父秦锦文在上海创办艺苑真赏阁，其曾祖父则是晚清山水名家、《桐荫论画》的作者秦祖永。

　　一件经四百年仍完好如初的名器，历劫不磨，重放光采，每个得见此器的好古者都应额手称庆，眼福不浅，黄丕烈所谓“谨护持之，慰此古物之精灵乎”。张廷济所谓“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据斯案，克绰永康”。在这件“棐几”之上，体现得至为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