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顾翼自小喜爱绘画，上世纪三十年代投于上海著名狮虎画家熊松泉门下，熊老十分赏识他的画作和艺术天赋，不久把他引荐给了张善孑子先生。张熊两位先生当时有“张虎熊狮”之称。于是父亲在绘画上如虎添翼，习画益勤，临大风堂之作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

　　那些时候，张大千常来沪，并去王家沙女画家李秋君的“广大寓所”。父亲曾随熊老去，带去了自己仿善孑子、大千的画作，求大千先生指教。大千先生极为赞赏。此后，父亲向熊老吐露欲投张大千门下的心愿，熊老也将此意转告张善孑子先生，但机缘不巧，善孑子先生突然于1940年春病故。父亲此愿未能实现。

　　1947年春，大千先生再度来沪，染上病症，病愈后得闲，决定见父亲。当时在大千先生沪上临时居所马当路西城里17号，隆重举办了拜师仪式，并邀请张善孑子夫人和熊松泉夫妇参加。据说成为“大风堂门人”的条件很高，要有两个以上张家信得过的朋友做推荐人，学生不仅要有较高的绘画天赋，而且人品要好，方能接纳，然后通过递门生帖及行磕头拜师大礼，才算得上正式成为“入室弟子”。

　　那天，父亲除给大千先生拜师磕头行礼外，还给张善孑子遗像磕头行礼，向其夫人磕了三个头，并补给熊松泉夫妇拜师磕头，总共磕了十二个头，然后筹办了一桌在国际饭店订制的拜师酒席。父亲拜师的虚心至诚，令人感慨不已，向大千先生学艺，入大风堂门人的梦想也就此成真。

　　1945年10月大千先生来沪，借成都路画院举办个人画展，售画所得甚丰，大千提款北行，意在北京购宅。偶尔在北京荣宝斋看到五代董源的《潇湘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及唐寅等名画真迹，如获珍宝，竟倾其所有钱款购回。大喜过望之余，大千急罹大疾，住进了同德医院，此时他却囊中羞涩，急切中修书向上海熊松泉先生告急。熊老又求助父亲，父亲立即筹措黄金数十两，托人赶送北京，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听说张大千的账房先生将借款归还，父亲说，既然先生用了，不必还了！大千先生极为感激，称誉“此人有侠骨”。

　　那个年代，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之交往受阻，父亲只能托熟人传带书信和画作，得以指教。1981年父亲画了一幅花鸟画，画面简洁有致，一只小鸟伫立在枝头，似在深情呼唤，又似在凝神眺望，著名书画家谢稚柳先生为之题跋：“复予此作，赋色淡雅，极有清逸之气。”父亲托朋友诸其诚先生辗转美国等地，于1982年送到台湾，其时，大千先生已患病多日，久卧病榻，一般人都谢绝晤面，来人通报是受顾翼之托前来拜望，老人连声唤进。当诸先生展开此画时，大千先生顿时双目生辉，精神振作，嘱人扶他起来，面对此画，沉思良久，援笔题词：“与复予贤弟别三十年，得观其作，运笔赋色俱与时人异，又得稚柳题识，老病为起，何时想见耶，又怅怅不已也，八十三叟爰。”题完，又托人裱好，而后又为父亲写了《顾翼画集》题签。这幅画几经周折回到父亲手里，拜展此画，百感交集。这词表达了大千先生对学生的一腔深情，也流露出大千先生的思乡之情。父亲仔细观看其作，发现小鸟比原先更加丰满有神，乃大千先生为学生画作细腻的添笔所致，于是感慨万分。

　　那时父亲的工资收入不算宽裕，但他总是不惜代价收藏大风堂的遗物。曾有一张《耄耋图》，是大千先生母亲曾友贞太夫人的真迹。父亲珍藏了整整30年，“文革”期间，他曾反复转移藏处而躲过一劫。他心里总想将此画亲手交给大千先生。1981年，他通过老友谭敬先生之子谭廷元等人，与大千先生取得联系，将此画照片给大千先生看。大千先生见此非常激动，泪流满面。此后，父亲通过可靠的朋友将此画带到了台湾。

　　遗憾的是，大千先生于1983年4月在台北溘然仙逝，他未能亲睹母亲曾友贞当年之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