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管理也要“补短板”

　　本报记者　沈月明

　　在“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基层治理”专题审议会上，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先作了上海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基层治理工作情况报告。

　　徐晓青代表在发言中说，这一次十三五规划有很多创新，以往是注重目标，而这一次更注重的是人。他说，在讨论2016年的预算时，有一个数据引人注目，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城乡社区支出是55.5亿元，而2016年一下子变成522.3亿元，说明加强基层治理，措施是实实在在的。

　　柏万青代表说，她跟踪了合庆镇居代会试点3年，感觉成效不错。这次合庆镇拆违力度很大，但居民基本没有上访，这其中居代会发挥了很大作用。嘉定区“客堂会”这个居民自治方式也很好，值得推广。她说，以前下到农村，经常有上访，哭啊吵啊，但在推广“客堂会”的地方就没有这种情况。

　　柏万青直言不讳地说，社会组织一定要落地，有些应该落到居委会。现在有些社会组织的活动简直是浪费时间。她也提出志愿者队伍不能光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对此金永红代表在发言中也有呼应，社区管理不能搞花架子，要搞清楚哪些是1＋N里必备的，哪些是不需要的。

　　来自长宁的张雅玉代表提出要避免社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就把压力一股脑让居委会承担。她特别提到，现在的居民听证会条例等一批法律法规，很多已经有10年了，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来自原闸北区的黄蓓代表提出当前社区治理三个方面要补短板。一是要加大老旧社区的改造，让居民有获得感，二要重视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和培养，让他们有职业尊严，有职业前途。还要加强社区诚信体系建设，现在物业费欠交、群租屡禁不止等情况层出不穷，基层管理者苦不堪言，希望从源头上加强诚信治理，落实对失信者的惩戒。

　　截至记者发稿时，代表发言仍在火热进行，超时的“当当”铃声不停响起。

　　“互联网+”应聚焦社会公平

　　本报记者 范洁

　　在世博中心蓝厅，214名代表上午参加“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专题审议会，这也是六场专题审议中参与代表人数最多的一场。

　　来自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的奚自立代表提出，“互联网+”发展应聚焦信息社会的公平，他以私车牌照拍卖和打车软件为例，前者作为“秒杀”软件如何保障公平性，后者冲击市场如何有效管理，都有待商榷。此外，老年人是信息化的弱势群体，很难得到实惠。“老年人是否与‘互联网+’无关呢？并非如此，‘十三五’规划中提到构建面向全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那么信息系统、健康系统能否在全生命周期将老年人全覆盖，为上海所有老年人做一张网。”

　　市人大代表陈宏民认为，互联网不仅是技术和渠道，也不是一个行业，因为“互联网+”已经覆盖各行各业，天猫、滴滴出行都是互联网企业，但显然不是同一个行业，应该分属百货零售、交通运输等，应实行分类管理和差异化管理。“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互联网基因，但是俗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到了这个行业就得遵循这个行业的特征，服从这个行业的监管！”

　　施雷代表认为，推动“互联网+”，构筑社会经济发展新优势、新功能，逻辑关系很清楚，与其将发展重心放在产业，不如放在环境建设，“十三五”期间，上海政府能否将“互联网+”用到最好？“这两天，上海有多少家水管冻住了，这真是急事，你说‘互联网+’能不能让政府第一时间知晓？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有什么办法迅速解决？解决问题，是拥抱互联网，构筑‘互联网+’的一个动力机制。”

　　用巴西足球模式培养文化大师

　　首席记者 邵宁

　　上海与国际大都市的距离有多远？今天上午，有多位代表都表示，最大差距在于软实力，在于人的素质。那么，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光建造几座地标性文化建筑还不够，最重要的是提高文化创作的质量和数量，以及文化人才的培育。

　　马瑜代表直言不讳地说，从十三五规划和布局来看，上海文化建设十分重视硬件设施投入与文化地标性建筑，如五年后要同时建成两座大歌剧院——上海大歌剧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可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本土歌剧生产能力，因为上海歌剧院每年的歌剧生产能力是创作2部、演出5部，上海音乐学院每年是一出歌剧、一出音乐剧。今后两座歌剧院建成后，如果没有足够的演出，结果就是：或者大量引进国外剧目，因成本很高而造成票价高；另一种是空关或挪作他用。她建议：新建歌剧院团，加大歌剧生产能力，或者转型一个歌剧院，将中剧场和小剧场由区政府扶持有一定竞争能力的多样性剧团上演本土剧目，让剧院可持续发展。

　　马瑜还提出，目前上海的文化大师比较缺乏，培养大师的模式不要学“中国足球模式”，而要采用“巴西足球的模式”。政府要做的就是，发现大师苗子，服务人才，支持大师的引领作用。

　　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的问题还当场得到了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回应。张春景代表对网络文艺作品提出了意见。她说：“我最近看网络小说，关注到其中有的超百万点击量，讲的都是穿越、勾心斗角、冷酷无情……那么多看网络文学的人，文广局应该是网络文化产品供给侧的管理者。我想问：诚信文化和教育如何在网络上得到弘扬？”

　　正在现场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局局长胡劲军立即回应道：“这位代表讲的是网络上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中央对此也是很重视。之前，网络上播放的有些影视剧与我们电视屏幕上见到的不同，在政府的监管之外，是给了他们一段成长空窗期。现在广电总局已出台法规，要将其纳入广播电视的统一管理之中！”

　　希望一个总院长来做掌门人

　　本报记者 姚丽萍

　　一张社保卡，就能跑遍全市所有医院，越是大医院越是人满为患，越是小医院越是门可罗雀，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备受诟病。改变这种状况，推进“家庭医生”、“分级诊疗”制度势在必行？那么，新制度如何叫好又叫座？

　　到“十二五”末，申城已有4成居民签约“家庭医生”，社区家庭医生已有5000多名。“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支持家庭医生分级诊疗。但一些现实问题，必须解决。”方玉明代表说，目前一个“家庭医生”要管理2000－2500人，工作量很大；与此相应的，是“家庭医生”亟待提高的医疗水平。此外，“分级诊疗”目前是自愿的，病人自然是要选最好的三级医院转诊，越是名牌，选择的人越多，最后还是不能缓解人满为患的问题。所以，“分级诊疗”可否限定在一定范围，比如，按照“医联体”的范围来选择。

　　这个建议，得到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代表的呼应。“没错，医联体内的分级诊疗，值得考量。”刘中民说，在一个医联体内可以设计“总院长制度”——三级、二级、一级医院形成一个总医院，总院长统筹医疗资源，病人如何转诊，三级医院医生如何下社区培训授课，社区医生如何进修提升，都可以统筹规划。

　　“我完全同意刘院长的设想，如果有一个总院长来做掌门人，责权分明，接受行政考核，就能统筹好医疗资源。”身为麻醉科医生的傅舒昆代表回应道。

　　至于“家庭医生”的水平如何提高？九院院长张志愿代表说，首先要搞明白三甲医院的本分是什么，三甲首先是要解决疑难杂症，其次是为二级、一级医院输出技术、培养人才。那么，三甲如何为社区医院培养人才？“如今，远程教育这么发达，大医生可以通过远程授课，有的放矢为社区医院释疑解惑，甚至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有问必答。”张志愿说。

　　整治违建要啃“硬骨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补短板破难题，加强城市管理创新”专题会场上，代表们纷纷抢话筒，提出各自建议。

　　“虽然本市在整治违法建筑方面成绩显著，但只是纠正过去的错误，今年任务更重，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就像城市发展的‘骨质增生’亟需治理。”市人大代表钱翊樑提出，不单是违法建筑，他发现一些和城市发展不符的建筑等拆除，也面临很大难题。比如龙吴路上有个市场，影响周围环境，市区两级政府多年来想拆却难度很大。“调查下来发现市场是有证经营的，这样的市场当初是怎么办出证照来的？发证前是否应该到现场实地勘察？这都是我们在城市发展中要吸取的教训。”

　　在此次“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城市更新的目标，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宜居的城市？让代表们格外关注。“城市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化繁为简，城市建设要更新，也要保持有历史人文特色。”市人大代表吴坚说，他曾收到一封周浦镇退休教师的来信，向他反映周浦在建设中出现大拆大建，把原来一些大量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建筑拆除掉了。“周浦被称为浦东的‘小上海’，如果能保留民俗特色，开发成和迪士尼差异化的特色旅游点，一样可以为游客和市民提供一个好去处。”

　　城乡协调注重规划先行

　　本报记者 范洁

　　在“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专题审议会上，金山区水务局局长蔡雷英提出，近年上海水网遭到破坏，水面率呈下降趋势，水系隔断、水流不通、水质恶化，导致河道调蓄能力、生态功能减弱，因此治理水环境既要保护现有河道，又要将填堵的河道‘还出来’。蔡雷英建议，一是加快编制河道规划蓝线，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落实河道水面率指标；二是加快河道建设土地指标政策的研究，保障河道规划的落实。

　　松江区新浜镇党委书记浦全林提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首先要抓住“郊野公园规划”这个牛鼻子，规划先行，减少低效的建设用地。去年，新浜镇被确定为11个市级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区块之一，但整治推进并不容易，反观郊野公园相关规划对整治“五违”的政策倾斜，各级工作就有积极性。

　　此外，多位代表还就城市发展规划、交通预案等提出各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