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谈到了“五险一金”费率下调的问题。他表示，“五险一金”从总体上看还是有适当调整的空间。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是充裕的，在国家规定的统一框架下，可以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阶段性地、适当地下调“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是可以做的。总的是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

　　时隔几天，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传出信息：上海进一步降低本市部分职工社会保险的费率水平，共涉及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总体费率下降2.5个百分点。

　　近年来，降低社保费率的呼声一直很强烈。“药店员工小刘月工资3932元，企业交保险金29.8%为1160元，个人交保险金11%为432.5元，企业和个人合计交保险1592.5元，不算住房公积金，也占到工资的40.5%……”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所做关于普通职工工资系列调研中的案例，“如果加上12%的住房公积金，企业‘五险一金’缴费率有的达到52.5%，占工资一半以上。”

　　事实上，上海的社保费率比谢子龙所举例的湖南省更高。原先，上海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险”缴费比例高达45.5%，其中单位承担35%，职工承担10.5%。再加上公积金，总的缴费比例接近60%。也就是说，一个职工月工资到手4000元，可是企业却为他付出了近1万元的成本。“五险一金”，已成为“三座大山”，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

　　即便在国际上，这样的缴费比例也算比较高的。据调查，中国社保费率高于德国、美国，也高于同处亚洲的日本、韩国。人社部也坦言，在世界上列出统计数据的173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居第13位，高于1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

　　时下，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如物业公司、餐饮、超市，企业好不容易有一些盈利，可随着每年工资的上调，社保费也随之上涨，盈利也就化为乌有。有的老板说，辛辛苦苦干一年，赚的钱全用来“养人”了。因此企业经营积极性不高，倒闭也不足为奇。甚至在外地的餐饮行业，有些员工为多挣“到手工资”，往往与企业协商放弃缴纳社保，企业也乐意借此减轻负担。此外，高昂的制度成本，也影响了民营企业和科技企业的创新。

　　2015年，我国先后下调了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率，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此次上海率先下调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率，对企业更是一场及时雨。

　　有人觉得，此次降低社保费率只有区区2.5%，实在是毛毛雨。其实不然。2.5%是占整个工资总额的比例，如果以单位原来承担社保费率35%来计算，实际减负幅度为7%。仍以一个职工人力成本1万元为例，2.5%就是250元，一年就是3000元，如果企业有200个员工，一年就能省下60万。对于大型企业、单位，省下的费用则更为可观。

　　也有人觉得，此次下调的是企业缴费的比例，我到手的工资不会增加一分，这件事与我无关。事实上，企业减负了，省下的成本可以用于进一步发展，企业效益好了，员工的收入也会增长。另外，企业多出的这笔钱，也可以用于为员工增加福利或转化为员工的现金收入。

　　那么，社保缴费率是否越低越好呢？也不是。专家指出，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在劳资分责、政府担保的基础之上，一定的缴费决定着一定的保障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合理。费率过低不足以解除参保人的后顾之忧，而费率过高又会直接加重用人单位与参保人的负担并损害代际公平。因此，社保政策的调整，既要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也要顾及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更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定。上海目前整个社保基金收支情况比较好，并且2016年上海还将按不低于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预算收入19%的部分(约16.2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补充上海市社保基金。

　　现在不少80多岁的退休人员，还习惯把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称作“劳保”。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有正式工作，就意味着有“劳保”。而“劳保”，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至关重要。

　　几十年过去了，“劳保”有了更为规范的称呼——社会保险，并且更细化成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好几项。而这一切，与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均息息相关。

　　从粗放型的“劳保”，到如今零点几个百分点进行调整的社保，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我们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