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中国 “原子弹之父”美誉的钱三强早年留学法国，师从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人。他与妻子何泽慧院士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出身在江南望族，为钱武肃王33世孙，其父钱玄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曾兼任《新青年》杂志编委，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都是经由他的约请而刊登的。其子钱思进，为北京大学教授、日内瓦欧洲核子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首席科学家。钱三强三代成就卓著，家教有方，传家有道。

　　为居里夫人嘱咐

　　1964年10月16日，对中国人民而言是值得纪念的日子，50年多前的这一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核大国。导师居里夫人曾嘱咐：原子弹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要保家卫国，必须拥有原子弹。

　　钱三强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巴黎大学物理学院，被居里夫妇选为原子核物理学研究生。其间最为突出的成就是，他和夫人何泽慧发现了原子核具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为人类利用核能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理论。西方媒体用这样的题目“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予以称赞。法国科学院授予了钱三强法国物理学奖。

　　钱三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实现父亲的“学以致用”的教导才出国的。他说祖国再穷，是自己的。1948年初，他与夫人何泽慧商议：决计回到祖国，报效国家。钱三强回归祖国的决心感动了居里夫妇。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妇在他的鉴定书上写道：“由我们指导工作的人中，钱三强最优秀。”钱三强的名字被书写在居里实验室的墙上。居里夫妇在家宴请钱三强和何泽慧，把酒话别，并把当时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还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让钱三强带走。

　　1953年1月15日，钱三强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面述了中国发展原子弹的可行性，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从此起步。1955年，在周总理领导下，国家编制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报告，调集了几百名各门类科学家参加编制规划工作，还邀请了16名苏联各学科的科学家来华指导。当时科学家对搞“两弹一星”众说纷纭。后被周总理称为“三钱”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民族兴亡为己任，力排众议，以其远见卓识，斩钉截铁回答：中国必须拥有“两弹一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的肯定，陈毅元帅还留下惊世骇俗的名言：“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钱玄同开明家教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教授。由于接受了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他竭力主张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教授一起，投入新文化运动。钱玄同先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和满腔追求真理的精神，在钱三强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了根。

　　钱三强7岁的时候，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钱玄同为了让孩子从小体验改造社会的艰辛，他带着钱三强参加了游行。父亲的言传身教在钱三强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种子。钱玄同把他送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等北大教授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读书。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不但在社会上，向旧文化无情地冲击，在家庭里，也常向儿子钱三强灌输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他说：“对于社会改革要有热情，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钱玄同对三强说：“你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你的主意，由你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当有科学的头脑。”

　　钱玄同形容幼年时自己为“少遭纲伦之厄”，3岁时，就要站在其父的书桌前一条一条地背诵《尔雅》，站立时间长了，两条稚嫩的腿僵直得不能挪步。钱玄同10岁时不仅读完了“五经”，连《史记》《汉书》也背得滚瓜烂熟，在乡里有“神童”之誉。由此，钱玄同吃够了苦头，未老先衰，中年后走路已不便，所以做了父亲的钱玄同对孩子不再要求苦读经书，苦练书法，让孩子接受文学革命的激进主张，把文言文视为“死文字”，白话文是文学正宗，完全让孩子自由阅读、快乐成长，因而他放弃了对孩子的文言和书法教育，给孩子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钱玄同晚年也有后悔，积极倡导国学。钱三强在回忆其父钱玄同时，也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优点和缺点在一个人身上常常是同时存在的，因情况条件不同，会表现得结果不一样，这也是辩证法。”

　　钱三强传家有道

　　钱三强与上海有着特殊的缘分，钱思进曾告诉我：父母都是江南人，喜爱上海，当年父亲为试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先后多次往返沪京两地，在上海冶金所组织进行原子弹核心技术铀分离膜的攻关协调，当时这方面资料很少，加上苏联专家技术封锁，困难可想而知。上海科研人员发扬主人翁精神，以极大的创造热情，攻坚克难，取得重大突破，为原子弹试制成功立下汗马功劳，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

　　钱思进和我几次共同在临安钱王陵祭祖，我们都是下乡插队知青，有共同的经历和语言，成为了好朋友。他告诉我：“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抓得很紧。我和两个姐姐上小学时都是住校的，每逢周末，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是乘父母的办公用车回家的，父亲不这样做。我小学四年级时，一天父亲在下班后路过学校时用车把我捎回家，这让我喜出望外，可能父亲发现了我的这种苗头，从那以后再也没来接过我。上中学以前钱思进穿的衣服大部分是两个姐姐穿过的，有不少裤子还是女裤改的。”

　　“文革”中钱思进单独在山西绛县一个小村庄里插队。钱三强夫妇每月工资收入比较高，可他们对孩子生活上的要求却很严格。1968年，他在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写信向父母诉苦。钱三强回信教育儿子：“你大了，不能总依靠父母，要独立生活，学会自己走路。”插队期间父母给他的信有100多封。“正是父母耐心地启发教育我，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一点一滴地纠正着我在人生之路中出现的种种偏差，我才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钱思进还保留着父亲的绝大多数信件，信大都由父亲执笔，而母亲总会在后面附上几句叮嘱的话，每封信的署名都是父母两个人，让他一看到信就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温暖感觉。钱思进最难忘的是父亲在1971年10月3日从干校给他的回信中写道，“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希望你终生守着这条准则”，并写道：“我这一生也无其他长处，也只有‘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这一条”。“这么多年了，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就想到父母的这些教诲。”钱思进谨遵父亲的教诲，在农村不管每天劳动多累，发愤学习，坚持在小油灯下自学到深夜。1978年，终于通过考试，被录取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生。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钱三强的三代以天下为己任，践行《钱氏家训》，不失钱氏家风，“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谋之。”钱三强家教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选自2015年第6期《劳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