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军团欲打翻身仗

　　当一战进入1918年后，无论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已筋疲力尽，胜败取决于两大阵营谁能挺到最后一刻。当时，同盟国在东线控制着罗马尼亚、波兰和乌克兰等资源丰富的地区，在西线与英美法等协约国形成对峙，而是在被称为“欧洲软腹”的巴尔干半岛，同盟国之一的保加利亚承担着主要的作战任务。

　　1918年7月，保军总司令济科夫给德军元帅兴登堡发去急电，称协约国可能进攻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地区，请求德国派出增援部队。看完电报，兴登堡觉得济科夫有点小题大做，因为在巴尔干前线，协约国出动的是由塞尔维亚、法国、英国、希腊和意大利军队组成的东方军团，这支杂牌军在过去18个月里曾四度进攻保军防线，都被打得一败涂地，更要命的是，东方军团内部矛盾重重，营地里疫病流行，被记者打上“战斗力低下”的标签。基于这些认识，兴登堡不相信巴尔干战线会有什么威胁。他于8月17日回复济科夫，称“只要其他战线局势允许，德军会立即增援保加利亚兄弟”。

　　其实，兴登堡完全是敷衍盟友，西欧前线吃紧的德国人不愿将兵力浪费在巴尔干。济科夫从兴登堡的回电中品味出这一点，无奈之下，他只能设法自保。8月27日，把守咽喉要地好运山的保军两个师开始紧急备战，同时，保军6个步兵营、1个机枪连和10个重炮营奉命增援，那里的守军力量顿时雄厚起来。

　　在保军调整防御之际，协约国东方军团也在积极准备进攻。作为军团司令，62岁的法国将军德斯佩雷希望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一雪东方军团“无能”的恶名。按照他的设想，东方军团将首先突破以好运山为核心的保军第一道防线，威胁其瓦尔代尔河补给线，然后向马其顿平原纵深地带扩大战果。

　　海拔1875米的好运山是保军防线的关键，保军居高临下，射界开阔，而协约国军队除了要在无遮无挡的空旷地带冲锋，还要攀爬陡峭的山坡。因此，当时的观点认为攻击好运山无异于自杀。但反过来想，如果协约国军队攻占好运山，保军整条防线将面临崩溃，保加利亚会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缺口”，德斯佩雷觉得这个险值得去冒。

　　密集炮火摧毁抵抗

　　当时，整个巴尔干前线的保军多达300个营，协约国的东方军团只有291个营，况且保军阵地大都建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头上，东方军团不得不实施仰攻。不过，德斯佩雷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情报显示，保加利亚守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普遍士气低落，作战意志薄弱，而压抑多时的东方军团求战欲望强烈。更重要的是，东方军团手里还握着致命的‘大杀器’火炮。”就在好运山战役发起前的4个月里，塞尔维亚和法国士兵在夜色掩护下，以人推马拉的方式将553门重型火炮秘密送入阵地，并为每门炮准备了充足的弹药。法国战史学者詹姆斯·列昂博士在其著作《塞尔维亚和巴尔干战线》一书中写道：“在15千米长的攻击线上，东方军团平均每隔30米就摆上一门大炮，对守卫好运山的保加利亚人来说，这将是一场噩梦。”

　　炮击在东方军团正式进攻前两天就开始了，1918年9月13日至14日，协约国炮兵首先用准确的炮火摧毁暴露的保军炮兵阵地，随后持续加大射击密度和强度，向保军防线纵深实施轰击。9月15日凌晨5时30分，协约国步兵准备发起冲锋，数百门大炮再次轰鸣起来，雨点般的炮弹砸在暴露的保军阵地上。

　　“不可饶恕的耻辱”

　　令协约国步兵惊讶的是，炮击没能完全压制住保军阵地，当协约国炮火准备一停止，保加利亚士兵就从掩蔽体里钻出来，向沿着山坡冲上来的协约国士兵扫射。在这片平日只有山羊能够行走的陡峭山地里，担负冲锋任务的协约国士兵艰难地向前移动，他们不仅要躲避密集的机枪子弹，还要阻止保军的反冲锋。在短短几小时内，疯狂的保加利亚人居然实施了5次反冲锋，几乎将协约国士兵赶回原来的阵地。

　　不过，协约国强大的炮兵逐渐扭转了战况，受到压制的保军没能延续反击势头，协约国攻击部队渐渐占领了好运山的山腰部分。塞尔维亚和法国士兵端着火焰喷射器，开始逐个清除隐藏的保军火力点。到了9月15日下午，协约国士兵冲上了好运山主阵地，保军第一道防线开始动摇。这其实是协约国胜利的开始，协约国士兵趁势冲向保军第二道防线。与严密的好运山防线相比，保军第二道防线如同纸糊的一样，守卫此处的保加利亚预备役士兵装备不足、食不裹腹，在英勇的协约国部队冲击下很快土崩瓦解。

　　攻占好运山仅仅两天后，协约国部队突入保军战线约12千米，突破口扩大到40千米宽。9月25日，塞尔维亚士兵攻占同盟国在巴尔干战线的交通中心格拉德斯克，切断德国与保加利亚的联系，同盟国的巴尔干战线开始呈现崩溃的局面。

　　9月29日，塞尔维亚部队在法军配合下攻占巴尔干半岛上的铁路交通枢纽斯科普里，保军不得不全线撤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此大为光火，他向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发去电报，怒斥保军未能阻止协约国军队的进攻，“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耻辱”。

　　同盟国土崩瓦解

　　据历史记载，一战爆发后，同盟国和协约国一直在巴尔干半岛保持着微妙的力量平衡，但持续仅10余天的好运山之战却奇迹般地颠覆了这种平衡。协约国在这场战役中仅伤亡了5000余人，与索姆河、凡尔登等动辄伤亡百万人的大战役相比“微不足道”，但它却像一记重拳打在同盟国最脆弱的环节，使得整个战争格局发生翻转。

　　就在好运山战役期间，9月25日，一批绝望的保加利亚士兵在该国西南部城市丘斯滕迪尔发动起义，控制保军最高司令部，他们随后进军到距首都索菲亚只有48千米的拉多米尔，宣布效忠保加利亚“农业国家联盟”（该组织强烈要求停战），起义者还宣布建立“保加利亚共和国”。眼见皇位不保，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慌忙派出代表团赶到前线，向协约国东方军团司令德斯佩雷求降。9月29日，双方签订停火协议，同盟国的“多米诺骨牌”从此开始倒塌：10月26日，鉴于协约国军队逼近首都伊斯坦布尔，无力抵抗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出投降请求；11月3日，协约国军队打到维也纳附近，奥匈帝国也不得不与协约国达成停火协议。

　　德军总参谋长冯·鲁登道夫承认，好运山战役令同盟国战局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9月28日，他在德军总参谋部召开的例行会议上斥责了每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发表着长篇而激烈的议论，最终竟因激动而虚脱了，自己倒在地板上。历史学者列昂指出，好运山之战让德国的盟友相继退出战争，“孤独的德国遭受了无法承受的打击，最终不得不选择投降”。赵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