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不幸病逝。这一噩耗于徐懋庸不啻晴天霹雳，他的悲痛异于他人，且无从表达。为此他拟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上联谓：我究竟是先生的敌人还是朋友，问自己便是；下联谓：先生生前了解我，对我有鼓励有批评，可如今先生再不能开口，让我从中受益。其痛悔之情溢于言表。

　　徐懋庸有幸与鲁迅同宴

　　1934年元旦刚过不久，《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邀请部分“自由谈”副刊作者聚餐；这通常也是编者与作家联络感情，以取得后者支持的正常之举。这天受到邀请的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唐弢、周本斋、林语堂……林语堂迟到了一会，他到时大家已围桌而坐。林语堂入席后，目光正好迎向鲁迅，便笑道，周先生近来又用了新的笔名了吧？鲁迅想自己并没有换新笔名发表文章，于是就反问，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到最近有个作者叫“徐懋庸”，应该就是你吧。鲁迅一听，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指着座中一位年轻人对林语堂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鲁迅一语甫毕，顿时引起大家一阵会意的笑声。笔者查阅《鲁迅日记》，这天是1934年1月6日。

　　这个日期对于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徐懋庸来说，印象是深刻的，他不仅有幸与那些重量级作家同席，而且鲁迅还向大家“推介”他这位“新锐”青年杂文家。

　　就在这年春天，徐懋庸加入了“左联”，这是他一直向往的。用他的话说，他因此“同鲁迅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左联’的组织关系，因为鲁迅是‘左联’的委员长。”

　　查《鲁迅日记》，这年五月十日，鲁迅“由林语堂邀夜饭，晚往其寓……同席十人”。徐懋庸亦在其中。林语堂当时正在办《论语》半月刊，举行这次聚餐，与前次黎烈文宴请一样，也是招待作家、致谢作者，并与作家联络感情有关。这也是徐懋庸第二次与鲁迅见面。而还在他见到鲁迅之前，已对鲁迅心仪已久。

　　徐懋庸于1910年12月出生在浙江上虞，家境不富裕，父亲是制作竹器的匠人。父亲本有心想让儿子继承父业，但徐懋庸却从小喜欢读书，志不在此。后在叔父支持和帮助下，得以完成最初的学业。徐懋庸读初小最后一个学期时，五四运动爆发，并很快波及他当时就读的浙江省上虞县下管镇。他所在小学教师徐用宾等在校内外进行宣传，徐懋庸就此知道了欧洲大战、巴黎和会、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大事。并在老师们的领导下，手拿小旗上街参加集会和游行。其时为响应“新文化”运动，他们学校也办起了图书馆，徐懋庸从中阅到《新青年》《申报》《时事新报》《东方杂志》《少年杂志》等报刊，视野得到开拓。

　　1921年夏，徐懋庸高小毕业后，一度跟随小学老师徐叔侃学习。后者向他讲解中国古文诗词，包括鲁迅小说《阿Q正传》，这也是徐懋庸第一次“接触”鲁迅。就在这年年底，曾教过他的徐用宾老师出任新办的“鹿溪小学”校长，他把十三岁不到，高小毕业的徐懋庸聘为小学教员。徐懋庸说，“当时的小学教师的工作，就是把初级教科书上的内容搬到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儿童的脑子里面去，我是胜任的。”

　　1923年夏天，由经亨颐任校长，夏丏尊、丰子恺等任教员的上虞县春晖中学组织暑期讲学会，听讲者有从浙江多地赶来的知识分子300多人。徐用宾也带着徐懋庸去参加。徐懋庸由此目睹到前来讲学的吴稚晖、黄炎培、沈玄庐、黎锦熙、刘大白等名流的风采。这些人所讲内容驳杂，观点各异，徐懋庸当时还不很明白，但他觉得毕竟打开了视野，让他“初步接触到整个中国的许多问题，从而引起我此后读书看报时对这些问题的注意。而想做一个学者、文人的愿望，也由此加强了”。春晖中学坐落在美丽的白马湖畔，那天，少年徐懋庸正走在白马湖畔，忽见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欢快地游泳，而且游得很好。随后他才知道，那是沈玄庐的儿子与儿媳沈剑龙和杨之华。几年之后，杨之华与沈剑龙协议离婚，嫁与共产党人瞿秋白。所以徐懋庸相信杨之华也是共产党人，并因此将她视作他见到的第一个具体的共产党人。

　　不过最初对徐懋庸后来的人生带来影响的，则是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的胡愈之。那是1925年春，上虞一批小学教师成立了一个“青年协进社”团体，主旨是改良教育、促进社会，并办了一个不定期铅印报纸《上虞声》，徐懋庸也参与活动并在上面发表文章，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负责这份报纸编辑和印刷的就是胡愈之，他的名字由此进入后者视野。徐懋庸说，“就在那时，我树立了做一个进步作家的决心，胡愈之是我的模范，而最高的目标是鲁迅。那时我已对鲁迅十分崇拜，读了许多他著译的书，还订了一份《语丝》。我不大喜欢创造社，而倾向于文学研究会，这也是受鲁迅影响之故。”

　　尽管鲁迅给予徐懋庸的影响显而易见，但他也坦言，促使他“进取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则是一九二六年发展到上虞的那个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懋庸成为中共地下党联系的对象，他也由此读到诸如《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中共刊物《向导》《中国青年》以及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等人的著作。然后参与秘密编辑地下报纸《石榴》。后事发，徐懋庸等受到通缉，想到高小同学徐载赓在上海一家铜店做伙计，他因此逃到上海。此时他几乎已读遍鲁迅出版的每一本著译，如《呐喊》《彷徨》《热风》等，包括《现代小说译丛》和《现代日本小说集》《苦闷的象征》《思想·山水·人物》等。

　　1927年7月1日，甫到上海的徐懋庸，在小东门天官居坊裕生铜店找到了高小同学徐载赓。不料铜店已歇业，徐载赓也正为失业困扰，目前只是暂住店内。经他说情，徐懋庸得以与其一起暂住。

　　两个月后，徐懋庸从报上看到一则“半工半读、不收学费、且供膳宿”的“国立劳动大学”招生广告，他一考而中。只是学校规定入学需要有“知名人士”或“殷实商号”担保让他犯了难。情急之下他想到了胡愈之。好在当他在“商务”找到胡愈之后，后者不仅答应为他担保，还给了他十块钱。

　　在国立劳动大学，徐懋庸终于见到了鲁迅先生——后者几次来此讲演。第一次即在是年下半年，由校长易培基陪同而来，讲演“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此时徐懋庸在政治思想上虽然倾向共产党，但与具体的共产党人是失联的。他自认当时思想上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还是鲁迅，“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与‘创造社’等论争的文章，使我对于革命的大方向没有迷失，而且保持着信心。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也一知半解地领会一点。在鲁迅与‘创造社’的论争中，我觉得鲁迅有说服力，所以完全站在他一边”。三年“劳大”学习结束，经一位同学介绍，徐懋庸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同时提高所学外语。但后来终因觉得这里太缺少文化和政治活力，加上他此时与女子高小毕业的学生刘蕴文由恋爱而结婚，招人物议，促使他决定去上海发展。当时他已开译罗曼·罗兰著《托尔斯泰传》一书，“以便作闯入上海文化界的敲门砖”。与五年前到上海不同，那次是被动的，这次是主动的。而且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进入革命的即‘左翼’的文化界”。

　　但徐懋庸在上海落脚并不顺利。首先是找不到“左翼”的线索；其次译好的《托尔斯泰传》接连遭到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退稿。后来总算为华通书局接受，得到部分预付版税，才解了燃眉之急。接着，又经胡愈之牵线，他译的日本山川均著的《社会主义讲话》一书和另一本讲唯物史观的书在生活书店出版。这笔稿费才让他得以在上海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