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惯了“出名要趁早”的励志名言，乍一听“出书要晚”，还真有点新奇！

　　“出书要晚”是九十三岁的历史学家汤志钧先生在接受采访时，着重强调的一条重要的治学经验。然而，汤老说，他年轻时对这句话也并不以为然。

　　汤老出身于书香之家，从小在父母影响下，背唐诗、读“四书”；继而，师从前清廪生贺怀伯读国学；稍长就读于无锡国专，得到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王蘧常等先生的教诲，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尤其是两位“周先生”（周谷城和周予同）对他的影响更大。1940年至1950年的十年间，年仅二十岁上下的汤志钧除了注释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外，又写了《荀子学案》和《史汉异同举隅》，同时，他的《中国经学史》也写到了隋唐，《清代经今文学史》也已写就。1955年，他刚过而立之年，就出版了论文集《戊戌变法史论》。真可谓年轻有为，才气横溢。谁知，当他去拜见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李亚农时，李先生却对他劈头浇了一盆冷水，说：“年轻人应该多读书，掌握两三国语言，不要急于出书。你三十岁就出论文集了，太早！清朝学者都是五十岁以后再汇订成集的。”年轻的汤志钧自然是心中不服，心想：“难道只有你好出论文集，我就不能出吗？”对李先生的点拨和教诲，不理解。

　　多年之后，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他重新审视自己年轻时出版的论文集时，才发觉自己过去的著作中，有不少粗糙疏漏之处，比如，过去他在研究章太炎时，根据原有的资料，认定章太炎先生是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是和当年的一些私塾先生一样认为“的、地、了、么”不登大雅之堂。可是，1981年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就查阅到1907年章太炎先生在京都大学写的一篇名为《佛学手稿》的讲演稿，就是用白话文写成的。这使他十分惊讶，也使他对自己过去的著作有点“不自信”起来，“深悔梨枣过促”，深悔当年自己年轻不谙世事，不理解李亚农先生对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

　　从此，他于治学上更加勤奋，长年埋头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穷经皓首，爬罗剔抉，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纠正过去的舛误，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接近于历史真相。他在50岁之后撰写出版的《近代经学与政治》《戊戌变法史》《康有为传》《章太炎传》《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康有为与章太炎》《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汤志钧史学论文集》等论著，也显得更加成熟。1992年，他应邀赴中国台湾讲学时，因他 “满脑经典，讲课不必看稿”而轰动宝岛。可见他几十年来，所用功夫之深。

　　当然，汤老主张“出书要晚”，但并不反对“出名要趁早”。各人的条件不同，成长出名的早晚机遇也就不同。假如，你天生有一条好嗓子，有一副好身段，或者对文学创作、水墨丹青、体育竞技等特别有灵感，再遇上好机遇，好老师，出名早一些也无啥不可，也是好事。不过唯独这学术研究，倒是非得要有耐得寂寞，有甘坐十年甚至几十年冷板凳的决心，才能有所建树；否则，光靠一点小聪明，绝对难成气候，也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写出能够流芳百世的学术著作来。

　　因此“出书要晚”，既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