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简介>>>

　　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译著有《安徒生童话全集》《洋葱头历险记》《小飞人》等；著有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爸爸的老师》《我成了个隐身人》等，散文集《浮生五记》《我也有过小时候》。曾获中国作协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等奖项，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任溶溶有多重身份。他是老编辑，退休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总编；又是老翻译家，译龄要从1942年算起，至今已有74年；也是著名老作家，主要创作儿童文学，儿童诗荣获全国大奖，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被誉为建国后最优秀的短篇作品；到晚年，又成为上海最重要的掌故散文作者之一，代表作《浮生五记》四年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他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文字改革工作者……当然，他最重要的成就，还在于儿童文学翻译。

　　蓬勃童心与语言天分

　　任溶溶先生出生于1923年，现已实足93岁，是上海文坛最受尊重和喜爱的人瑞之一。

　　早在童年时代，我就熟知任溶溶的名字，读他的作品则更早，应该是在不识字的时候。那时很多儿童图画书就是他从苏联译过来的，我虽不识字，却能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这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与任先生见面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中国开始重新走向世界，中外文化交流还不太多。有个日本方面的儿童文学代表团到上海，我们都去作家协会听会。一位日本专家在发言时，提到一串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其中一个，翻译忽然疙疙瘩瘩翻不出来，下面坐得满满的听众中有一个宽厚动听但不甚圆润的嗓音爆出：“卡洛尔！英国作家，就是写《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日文翻译红着脸，连说“对对对”，大会又继续下去。那天我和陈丹燕坐在一起，我们都转头去人堆里找那人，周围响起一片耳语：“任溶溶！”“是任溶溶……”我们相视一笑，心里充满钦佩。因为任溶溶正是我们最喜欢的作家。

　　在中国文坛，翻译儿童文学，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了。他不仅量多，品种多，而且质高，几乎每篇出自他译笔的作品，都充满童趣，一念了开头，就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朝你扑过来，让你欲罢而不能。所以，对他的喜爱，是自发的，挡也挡不住，是从童年起就确立了的。在名气上，能与他比肩的，大概也只有翻过安徒生全集的老作家叶君健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主要翻译苏联儿童文学，熟练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和俄语。后来，在那段特殊的时期，他和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迫害，不能再从事翻译工作，这时他就抓紧时间偷学其他外语，他的日语就是在遭受批斗和监督劳动的日子里学成的。他还自学了意大利语，后来，他居然能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木偶奇遇记》了。他学过多种语言，甚至还接触过瑞典文，翻译林格伦作品时，主要靠英语转译，但也找来瑞典文原版，认认真真校核了一遍。除此之外，他还精通世界语，早在抗日战争时，他积极参加左翼文化人发起的文字改革运动，成为其中年轻的中坚分子。他的语言天分也体现在纯熟运用方言和普通话上。他是广东人，却能克服一般广东人说普通话时的发音弱点，把每个字都咬得极其标准，缺点是太用力，致使每个单音之间都留有极细微的间隔，听上去声音的“粒子”有点粗。他经常拿家乡的方言和普通话作比较，从中发现语言的秘密。对于民间或香港电影里的“搞掂”“无厘头”那一类词汇，他也都能探源寻流，作出自己的解释。

　　要说任溶溶的翻译成就，只要提一些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就能一目了然。他译过俄罗斯伟大作家普希金的童话诗，译过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楚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巴尔托的儿童诗，译过苏联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铁木尔和他的队伍》，译过风靡中国读书界的《古丽雅的道路》，也译过意大利古典作家科罗狄的《木偶奇遇记》和当代作家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他译过英国作家米尔恩的“小熊维尼”系列和特拉弗斯的“玛丽·波平斯”系列，译过达尔的《女巫》及《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译过巴利的《彼得·潘》，也译过美国作家怀特的《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精灵鼠小弟》，还译过瑞典最伟大的作家林格伦的《小飞人》三部曲、《长袜子皮皮》三部曲……

　　上述作品就任溶溶的全部译作而言，恐怕只是九牛一毛。但还是会有读者看了这份书单惊喜难抑，就因自己曾经喜爱过的作品，有那么多，竟是出于同一位翻译家之手！

　　把林格伦带来中国

　　这里特别要提一提他译林格伦的事。任溶溶以历届“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品为线索，大量翻译西方优秀儿童文学，林格伦是他选中的第一家。林格伦笔下的皮皮小姐，绝不是那种传统的正面的儿童形象，她是一位力大无穷、爱吹牛、喜欢恶作剧的女孩子，她做的事因违背大人意愿总是被称为“坏事”，但孩子们却因她的行为而欣喜兴奋不已。任溶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口气翻译了林格伦的八部作品，其中包括了《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中国读者开始用惊异的目光打量这些全新的儿童文学。

　　当时大家的思想还不是很解放，出版社大概是最为难的，一方面知道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又怕它们被定为坏书而挨批。最早印行林格伦作品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就曾在《小飞人》的出版说明中写道：“这套书共有三本……书中的小飞人做了许多奇事、好事……”这分明是要把狂野不羁的小飞人和中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好孩子形象硬扯到一起，而不敢承认这里其实有一种观念的冲突。好在那时的时代气氛是积极开放的，在孩子们的一片叫好声中，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和理论界也终于正视她的这些奇书了。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像小飞人卡尔松那样的人物，其实是欧洲文学中有着悠久传统的“流浪汉”形象的延伸，他没有家庭，独自一人住在屋顶上，无拘无束，自得其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于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处处受到父母、学校、保姆以及哥哥姐姐们管束，一举一动都要听从大人旨意的“小家伙”来说，卡尔松这样的野孩子实在太令人羡慕了。尽管卡尔松常骂他“草包”，抢他的东西吃，弄坏了他的蒸汽机，好几次骗了他，还把脏活累活都推给他干……但卡尔松带给他的乐趣远远超过了这一切，当卡尔松带着他到处乱飞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这个渴望已久的自由自在的天地。

　　当然，完全放任孩子自由发展也是行不通的，成人的管束正是为了孩子安全而稳步地成长，林格伦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她将小家伙的家庭，尤其是他和母亲的关系，写得非常温馨；甚至，快乐的卡尔松有时也会渴望能受人照顾，能拥有像小家伙那样的家庭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渴望母爱与家庭（乃至社会）的温暖，与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两大永恒的母题。林格伦的作品，包括《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都贯穿着这两个母题，而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惟有前者却没有后者！是林格伦的这些作品带来了启迪，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开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所以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任溶溶和林格伦等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们的联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

　　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任溶溶的有趣故事真是太多了。他本来叫任以奇，他的女儿叫任溶溶，可他发表作品时，觉得这是给孩子看的，署个孩子的名字更好，于是就署了“任溶溶”。结果“任溶溶”的名气越来越大，想改也改不回来了，所以，他家里有两个任溶溶，收信、接电话常常弄错。

　　他的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孩子们更是喜欢。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小孩硬要讲故事给大家听，可是一边讲一边笑，谁也没听懂他讲的是什么，但还是有一个人懂了，那就是任溶溶，从这断断续续的语句和不时蹦出的笑点中，他早就听出来了，小孩讲的正是《没头脑和不高兴》！

　　他很好吃，是有名的美食家，虽然稿费多多，但家里不存积蓄，一有钱就带全家出去吃，或者请朋友吃。到了“文革”中，“红卫兵”上门抄家，本以为他译作等身，定有万贯家财，不料只抄到一张存折，里边只有十几块钱。

　　他从不看病，成天乐呵呵的。到87岁那年，终于病了一场，家人把他送进医院，打开病历卡，医生惊呆了：这么大年纪的人，卡里竟然空空如也……

　　现在，上了年纪的他已不大出门，也不再参加各类活动，但我们从上海几家报纸上，尤其是《新民晚报》“夜光杯”上，还是隔三差五能读到他的新作。这些文章都不长，但扎实有趣，多为怀人记事之作，是他掌故散文专集《浮生五记》的继续。见文如见人，他仍在不断给我们带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