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

　　有的中共党员相互不暴露身份、不发生组织关系，以个人的身份参加救国会，实质上是代表中共在其中活动的，如胡愈之，他是重建上海中共党组织后中共中央指定分管救国会工作的人，与存在于救国会内部的中共组织不发生任何关系，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与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交朋友，影响他们的思想。由于中央、地方，有不同条线的区分，参加救国会活动的中共党员，很难形成一个统一、健全的组织机构。中共党员凭着党性和默契有效地开展工作。

　　救国会成立初期，主要是上海地方和中央文委系统保存下来的中共党团组织介入救国会的活动，与中共中央发生正式、直接关系，是在冯雪峰接受中央委托，秘密潜回上海之后。

　　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回上海，重建被国民党破坏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同时他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任务，与救国会的领袖们取得联系，转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是第一个公开中共身份与救国会领导人接触的，并代表着中共中央。

　　不久，冯雪峰去了香港，与刚从苏联回国途经香港的潘汉年接上头，明确由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工作。潘汉年又直接与在香港的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陶行知接触，说服他们站在中间立场上，用接近《八一宣言》的基本观点，起草告全国同胞书。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邹韬奋去上海征求沈钧儒、章乃器签名。经过沈钧儒、章乃器反复修改、斟酌，由四人共同署名，在《生活日报》《生活知识》等报刊上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出版单行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

　　毛泽东在该文发表数日后就知道了其内容，并于8月10日致信章乃器等四人以及全体救国会员，他站在《八一宣言》的立场上，对四人发表的宣言作了答复。

　　毛泽东写道：“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了章、沈、陶、邹四先生所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宣言和纲领。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但是对《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中的一些观点，毛泽东婉转地作了批评，如文章中把过去的争论归集为抗日斗争的方法和“安内”“攘外”的先后上，毛泽东判断“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有些人在民族叛徒与民族英雄之间动摇，在抵抗与投降之间选择道路”。

　　潘汉年回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联系的情况，以及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9月下旬潘汉年离开陕北，重返上海，携有毛泽东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的信函。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再次对章乃器等人所著的《最低要求》一文，作了肯定的答复，并在信中说：“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救国会服从民族在危亡时刻的最高使命，它包容了一切党派、政团组织，参加救国会的不仅有中共党员、国民党和其他党政派别，也包括宗教界人士，基础是大量的无党无派的爱国民众。救国会自成立一开始就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救国会的主张与中共北上抗日、反对内战的主张相吻合，尤其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中共自身经历了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拥蒋抗日的过程。在这一问题上，救国会与中共的大政方针相一致。而且，中共对于救国会的态度十分明确，鼓励党员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无条件地服从救国抗日组织的规则、纲领和决议。由于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富有极大的地下斗争经验，自然成了各救国会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