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距鲁迅先生逝世一年零十个月，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600万字煌煌巨著，共20册，便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在出版筹备过程中，王任叔做了大量繁重、琐细的具体工作。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实际上编辑工作，只有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少数几个人在做。”初版《鲁迅全集》的背后，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值得细细咀嚼。

　　王任叔 “用力为多”

　　1936年鲁迅去世后，《鲁迅全集》的出版即被提上日程。1937年5月23日，许广平为此写信给胡适，请他帮忙接洽商务印书馆。胡联系了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后因种种原因无疾而终。1937年7月18日成立了纪念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鲁迅全集》。许广平在会上报告了 《鲁迅全集》的进展情况，还宣布了编辑组成名单。依次为：蔡元培、马裕藻、周作人、许寿裳、沈兼士、茅盾、许广平等七人。1938年，中共地下党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纂出版 《鲁迅全集》。受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共产党地下文委负责人之一的王任叔参加了这项工作。为了对付国民党的破坏，由蔡元培和宋庆龄分别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的正副会长。考虑到“孤岛”环境十分险恶，《鲁迅全集》的整个编辑工作都是在半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中共党员王任叔就是负有实际责任的负责人之一。虽然年轻，但王任叔具备了丰富的创作和编辑经验。早在1924年10月，23岁的王任叔就担任《四明日报》的编辑，主编副刊《文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1月，小说《疲惫者》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化界重视。1926年7月去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秘书、代科长，在此期间，王任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编纂《鲁迅全集》的工作量十分繁巨。首先将许广平保存的鲁迅著作分类整理，兼顾著作的写作年代，筹划每卷所含字数大致均衡。同时，认真研究鲁迅生前对汇编 《三十年集》的意见，努力使出版的 《全集》符合鲁迅生前的意愿。可以想象，整个编辑工作不啻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据周海婴回忆，鉴于当时日军在虹口一带的肆虐，鲁迅去世前，就“曾提出要赶紧搬离虹口。并嘱咐幼弟周建人到租界去租赁新居，只要他相看中意，不必再让父亲复看，定租便可”。（周海婴《鲁迅与我70年》）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逝世。同年11月上旬，许广平在作家萧军和萧红的介绍与协助下，搬到法租界霞飞坊64号 （今名淮海坊，淮海中路927弄）。那时二萧正住在霞飞坊沿环龙路（今南昌路）一边，是临街楼房的三楼。在编辑《鲁迅全集》的这段时间里，王任叔经常白天从居家虹口的东体育会路赶到淮海坊许广平住处，做鲁迅著作的分类整理和编校，夜晚便伏案撰文为家庭的“稻粱谋”爬格子。1938年春天，他的夫人又生了孩子，家庭花费增加，他依然早出晚归，全身心地投入编纂工作中。有时在晚饭后一手抱着幼儿，一手奋笔疾书，甚至通宵达旦。在编纂团队里，从1938年初起，许广平与王任叔一道，以霞飞坊的亭子间为编辑室，日夜忙于编校，并找出原稿或初版本进行订正。同时，又随时与胡愈之、张宗麟以及胡仲持、黄幼雄、陈明等在底楼客堂碰头，就筹款、出版、发行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议。

　　编纂工作分为四个步骤：一是集稿，将鲁迅先生单行本之外的散佚者集中起来。二是抄稿，王贤桢抄录《集外集拾遗》《月界旅行》《山民牧唱》，邵文镕与家人共同抄录《嵇康集》，郑振铎、吴文祺标点《会稽郡故书杂集》，王贤桢、单亚庐等抄录《古小说钩沉》。三是编辑，参照鲁迅生前为自己文集编的体例，精心设计。这一部分是全集的核心，郑振铎、王任叔、许广平做了主要工作，既考虑到了创作部分，也兼顾译文，可以说基本反映了鲁迅文化活动的全貌，这是编纂鲁迅全集的重头戏。四是校对，除了王任叔担纲外，还有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唐弢和柯灵，以及蒯斯曛、林珏夫妇、吴观周、许广平等人。几位年轻的作家夜以继日，为按期付印尽心尽力。

　　出版家、作家蒯斯曛先生回忆说，“王任叔当时好像在编《译报》的《大家谈》，此外还有别的工作，是一个忙人，但他在全集的编校上负着相当大的责任。他虽然不是跟我们整天集中在一起工作，但是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单就校对方面说，他就是随身带着清样，有空就看，每天能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多久，就来多久。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他急急忙忙钻进许先生家二楼的亭子间，马上坐在他的桌子前，拿出清样就读的那个样子。”（《上海“孤岛”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说：“最后一次清样，则由王任叔、蒯斯曛两先生担任。”王任叔的外孙毛裕俭先生对笔者说，外公王任叔有一次在家说，繁重的工作白了自己一半头发，耳鸣不断，忙得连坐黄包车的时候还在审看清样。据周海婴回忆，“全集的日常编校相当忙碌。校对按流水作业，初校二校大家做，末校定稿由王任叔和母亲等人负责。印刷厂打出校样，印在一种薄质纸上，半透光，背面粗糙不能印刷的。校对错字用红墨水，也有用毛笔、蘸水钢笔的。改正后速送印刷厂修改。在校对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具体问题，比如文章有些用字，父亲有他的习惯和历史因素，而校对的朋友也有他的习惯用法，往往按自己的理解改“正”。这样，末校的负责人就比较辛苦，若不对照原稿，只顾一路顺畅地看下去，比错别字更难发现。”

　　在国民党军队西撤，日敌尚未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二三年间，在上海租界里展开了一场敌我半公开战斗。1938年《文汇报》2月10日在租界创刊伊始，日伪特务向报社投掷炸弹，当场炸死发行部职员一人，报社同人不为所惧，将大门和窗子拉上铁栅栏坚持战斗。王任叔有感而发，撰写了一篇《真理的被袭》文章，给予日伪势力针锋相对的回击，不日在文汇报社柯灵主持的《世纪风》副刊发表。险象环生的生存环境，当时郭沫若、茅盾等一批文坛领袖人物都到内地去了，留在上海的资深作家郑振铎、王统照、陈望道、夏丏尊等都在蛰居。王任叔竟然署上真名实姓，大写《论民众运动的必要》《怎样回答敌人的恫吓》等文章，骂日寇，斥汉奸，敌伪对他恨之入骨，暗杀上海抗日分子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三便是“王任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