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叔等进步作家经常以笔杆为匕首，痛击社会黑暗现象，招惹了三青团《中美日报》和汉奸《新申报》的忌恨。他们诬称蜀中无大将，留在上海的廖化们只会模仿鲁迅，写些迂回曲折毫无价值的杂文。其实，就像当年在孤岛并肩作战的战友、文学翻译家蒋天佐所言：“作为一个文艺战士，任叔是当之无愧的大将之材。不仅善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而且能够跃马当先，提刀上阵，就像朱总、陈总那样，都曾经亲临前线，同普通士兵一起并肩战斗。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工作都做，包括跑印刷所，校对，甚至推销刊物；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文章都写，从社论到‘报屁股’补白，从杂文到多幕剧、长篇小说、长篇论著。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之际，刀枪是武器，扁担也是武器，甚至擀面杖也是武器，难道事情不是确实如此吗？像这样用笔战斗的忘我猛士，在我所知的老作家中，除首推夏衍同志外，任叔应该是第二人了。”（《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8日）

　　在编纂《鲁迅全集》期间，王任叔还主编《大家谈》等两家副刊，参与社会活动，主持社讲所，积极宣传抗日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讲课费分文未取，相反，当得知社讲所亏空400块钱，他和另两位老师严景耀、张宗麟自掏腰包弥补。让知晓他家经济窘况的同仁感叹不已。

　　对敌伪文人给王任叔“廖化”这一“雅号”，王任叔欣然接受。他袒露心迹：“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复社，就把这帮同许先生编辑《鲁迅全集》的责任放在我身上。工作一开始，我就感到万分危惧，我的能力不够了解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所研究的范围和他研究所得到的成绩，是太广大，也太深奥了，我是仅仅作为一个校对员的资格都不够的，也谈不上什么编辑。但居然咬着牙齿干下来。直到20巨册的著作送到读者门前，我才喘口气；然而我又仿佛觉得这20巨册的著作压在我的背上，成为‘负疚’的资料。我是想抗战胜利以后，这工作是得重来一次过的。”（巴人《论鲁迅的杂文·附录—鲁迅先生的艺术观》，上海远东书店1940年10月初版）

　　1938年6月至8月，在禁出红色书籍的上海孤岛，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上海复社出版的600万字、20册的《鲁迅全集》陆续出版。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所说：“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

　　《鲁迅全集》包括著作、翻译和辑校古籍三部分，由蔡元培作序，许广平题跋。作为《鲁迅全集》主要编辑和校对者，被誉为上海公共租界 “孤岛之星”的王任叔耗费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而功不可没。参与校对的作家唐弢先生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回忆说：“在复社版《鲁迅全集》编辑过程中，他协助景宋（许广平）先生主持工作，全面安排，出力最多；我参加校对，几乎和他天天见面。我们终于在三个月内，将二十巨册、六百万言的 《鲁迅全集》完成了。”鲁迅夫人许广平在 《鲁迅全集 （编校后记）》中指出“以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用力为多”，茅盾也特别撰文提到“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主要具体负责编辑”。尤其是许广平先生抱有更深一层的感激之情，在编校《全集》其间，王任叔的孩子生病时，她还送去药品。1939年，许广平先生又特意将儿子海婴十周岁生日时，她和海婴的合影送给王任叔一家，并要了王任叔一家的合影留作纪念。

　　为了扩大初版《鲁迅全集》的影响，方便读者按图索骥，在出版前的预告、征订时，王任叔还主笔了《鲁迅全集总目提要》，对20册的每一分册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全集》编校工作结束时，许广平拟写了《鲁迅全集》的编校后记，王任叔又协助她对该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润饰；出版后，由于时间仓促等因素，书中存在一些错处，当热心的读者来函指出，王任叔又代表编委会，虚心接受批评或答疑解惑。例如，在1938年9月21日，他致函 《文艺阵地》，此信以“《鲁迅全集》里的一个错误”为题，发表于该刊第二卷第一期，向这位蔡姓的读者表示感谢和敬意。他在信中说，“我们觉得蔡先生的指教是对的。再版时，我们已给它改正了。”信末，他又一次以编委会的名义写道：“我们非常感谢蔡先生的好意，希望每一个《鲁迅全集》的读者，能如蔡先生那样的指正我们，使我们得弥补我们的错。”

　　尽管在编辑《鲁迅全集》过程中，同仁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却自谦“我是仅仅作为一个校对员的资格都不够的”，王任叔低调谦和，始终认为自己只是编辑团队里的普通一员，令人肃然起敬。

　　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一号工程

　　《鲁迅全集》的出版最终由胡愈之主持的民间文化团体“复社”接手，独立承担印刷、发行工作。据胡仲持回忆：当时是由上海复社的二十名成员，每人拿出五十元会费，共计一千元，作为启动资金。编辑委员会由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许广平等组成，一时许多作家学者自愿加入了这个行列，堪称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第一号工程。

　　在这个浩大工程的框架下，1938版《鲁迅全集》由胡愈之、张宗麟总揽全局并筹措经费，许广平与王任叔为编校。在这一过程中，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事实上也参与到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中，最盛时参与编辑的有近百人。

　　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声望很高，他题名售书，国民党也不奈之何。蔡元培不仅题写了书名，还撰写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和《鲁迅先生全集序》。序中，蔡元培给了鲁迅极高的评价，称其为新文学的“开山之祖”，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和发行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尽管人们对鲁迅先生怀有纯朴的感情，对蔡元培先生敬仰有加，但对《鲁迅全集》顺利出版发行，这千元的启动资金可谓是杯水车薪。

　　要做好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工作，资金是一个绕不开的“大问题”。为了筹集出版这部600万字巨著的款项，纪念委员会采取预收书款和募集捐款相结合的方法。征订启事发布后，各界征求预订，引起热烈反响；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许多单位参与了筹款；在茅盾、巴金、沈钧儒、陶行知的热心号召下，还收到来自内地、南洋、美国等地的很多订金，其中美国方面由陶行知先生负责推广介绍，南洋方面由王纪元负责发售预约书券，华南方面由巴金、茅盾等帮助发行。

　　针对社会各界对20册《鲁迅全集》的不同需求，出版社推出了甲、乙、丙三种版本：其中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纪念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丙种本为普通平装本。乙种纪念本编号印制200套，定价100元。甲种纪念本售价为50元。普通平装本的开本与正文和纪念本相同，封面大红纸面布脊精装，正文报纸印刷，售价仅为8元。三种版本均为32开本，20册，600万字。普及本为平装，纪念本为精装。纪念本又分为甲种本和乙种本。纪念本总共只印了200套，并已编成1-2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