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自古名人众多，仅在西湖边的南山路溜达一圈，诸多遗迹便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旖旎的风光和人文的胜境，千百年来曾令多少睥睨尘嚣之人产生归隐之心？东坡居士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且遇之即为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于是，有些文人便成了啸傲林泉、优游世外、与境神会的高士一族，他们在世人的眼中是神秘的，而在这样的隐居者中，只有极个别人被界定为“隐士”。

　　杭州自古以“隐士”名号流传后世、存有确切行迹且形成风光名胜的，不乏其人，俞曲园应属其中较突出的一位。

　　被誉为“西湖第一楼”的俞楼，是清代经学大师、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樾（字荫莆，号曲园）当年的住所和“诂经精舍”（讲学地），现辟为纪念馆。

　　俞曲园生于清朝渐趋衰颓的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他30岁中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亦曾担任国史编修及河南学政等职。但仅过了七年，即遭一位名叫曹澄庸的御史弹劾，罪名是“出题试士，割裂经文”。在此我们不必去探究事情的由来曲直，我们只需知道，这八个字的“罪名”直接导致了俞曲园被削职归田的后果。这对于37岁的俞曲园似乎是无常的捉弄，一般人遭此劫难可能从此消沉、一蹶不振，但对俞曲园而言，却无疑成为他人生的重要拐点。从此他退隐杭州，结庐西湖，以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实现了生命的突围。从俞曲园后来达到的成就看，难说那位告状的御史不是他的“命中贵人”！

　　由于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加之湖光山色、纸上烟云的朝夕供养，俞曲园反倒心神疏旷，宠辱皆忘。他埋头学问，神游八荒，而且著书立说，佳作迭出。《日损益诗集》《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专著接连问世，收在《春在堂全书》的各学科著作达数百卷之巨，如颗颗饱满的果实缀满生命的枝头。曾国藩曾对同年乡榜的李鸿章、俞曲园做过如此比较：“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莆拼命著书”。可见志趣不同，人生道路亦不同。羸弱的朝廷赶跑了一名小小的官员，却为中华文化史输送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大师级的教育家。

　　由于学问渊博，著作等身，俞曲园先后受聘于苏州、杭州的多家讲堂。他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30余年，非常享受这种教书育人、无所羁绊的生活，常自感“每日凭栏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间，甚乐也”。受业弟子中，吴大澂、章太炎、徐花农、吴昌硕、张幼樵等人，皆成为各领域的杰出人才。

　　其实宦海浮沉，从无定数，一时遭挫、重被起用也不是没有可能。果然，在俞曲园隐逸杭州期间，就有多位官员希望他复出，俞曲园却坚辞不就。他写过一对联句，是其心迹的袒露：“生无补于时，死无关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俞曲园的生命历程，可以打消很多人对“隐士”的误解，以为这是一群消极避世的怪人。其实稍加深入，即发现真正的“隐士”是从生命的另一个层面来完善自我，实现担当；是从无法合流的外部世界向内在生命勇敢地回归。它必须建立在极大的付出和不计后果的投入上，才能坦然应对生存的考验；才能在五光十色的名利场外自甘寂寞、艰难求存。在历史上，有些隐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当然，历代亦不乏一些蓄足了资本、退避山水的所谓致仕者，喜欢仿效隐士，岂非贻笑大方？

　　俞曲园活了86岁，葬于杭州三台山。他的后人中，出了像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这样的人物，为其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