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芹 整理

　　“要把洋山港建好”

　　上海解放后，叔叔任华东局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举家迁入多伦路30号。6月7日，叔叔在上海主持召开国防建设会议。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考虑和布置解放台湾的工作。由于解放台湾的任务重大，他曾建议由林彪、刘伯承来指挥，但毛主席说：“不要变了，解放台湾的任务，还是由你来承担吧。”

　　7月1日，陈毅和叔叔等一起参加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个纪念党的生日全市大游行。7月12日，叔叔率三野指挥机关，由上海移防南京，接替二野的防务。

　　之后，叔叔身体不好，尽管住在北京，但他喜欢来上海看病。他每次都把看病疗养当作调查研究的好时机。1956年底，叔叔到上海华东医院检查身体。其间，他又到杭州、无锡、苏州、舟山视察。1957年1月15日，叔叔5点半就起床，准备到佘山考察。天在下雨，气象预报佘山附近有8级大风。陶勇司令员、彭德清副司令员劝他改日再去。叔叔说：“8级大风算什么，我们几次渡长江都遇到类似情况，不是也过来了吗？”后来在大家的劝阻下，才决定改去大戢山。9点40分起航，天气越来越坏，风雨交加，还下起了雪，视线很差。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去铜沙嘴，结果还是什么都没看见。返航时，因吴淞口雾大，不得不临时抛锚，待大雾散后才上码头，下午5点1刻才回到住地。

　　在军委工作时，叔叔视察了全国的海港，尤其是上海，最后他提出一个方案：新中国刚成立，家底薄，洋山港非常好，但投入大，先建北仑港，分担上海港压力，一旦家底厚了，再把洋山港建好。如今他当年提的方案实现了，现在的洋山港对上海的确贡献很大。

　　一位军事家的“文房四宝”

　　叔叔作为军事家，有他特殊的“文房四宝”，即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他有一个非常旧的硬壳指北针，只比五分硬币略大一点，他一直当宝贝收着。四样东西里，他最喜爱的又数枪和地图。

　　战争岁月里，叔叔枪不离身，即便成为高级指挥员，他也总佩戴着左轮手枪。全国解放以后，环境变了，但他仍然爱枪。战斗中缴获的枪、我国制造的枪、外国军事代表团赠送的枪，他保留了好几支。对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枪，他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当总参谋长期间，有一天，他的儿子戎生说：“咱们的枪不好，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他沉下面孔说：“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诉你，咱们自己也有好枪——半自动步枪！我们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

　　1960年，部队赠给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十分高兴。由于他左手残疾，不能像健康人一样操枪，就请修理工在下护木上安了一个握把，这样他就可以进行各种姿式的射击了。这支枪也成了他的一件“珍宝”。“文革”开始后，根据中央规定，私人手中的武器一律上缴。叔叔把枪精心擦拭好，再三叮嘱接收的同志：“你们可要保管好，运动完了我还要。”

　　叔叔爱地图如命，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地图。在战争年代，每到一个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参谋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挂起来。住在老百姓家时，有的人家房子小，也比较矮，只好从地上沿墙壁挂到梁上。他不仅挂军用地图，还挂全国地图、亚洲地图乃至世界地图。一挂好地图，他就在地图前反复研究起来。他的脑子也是活地图，对地形、地貌、道路、桥梁、江河、湖海、城市、村庄、民情、风俗等了解得一清二楚，连哪里有个坟包都记得。同时，他还要求参谋人员也把地图印在脑子里。他说，地图在军事指挥员的脑子里应该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

　　叔叔爱枪、爱地图，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而是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为国家的安危而枕戈待旦。

　　“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据地”

　　叔叔同婶婶平时谈话，多是谈形势谈工作。婶婶曾嗔怪说：“你就不能谈点别的？”叔叔风趣地说：“我们是革命伴侣嘛，经常商量革命工作很正常。”岂止如此，他对自己的几个孩子，也如同“军事父子”。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军人气质，要求孩子“吃饭不可挑食、夜行军不可啼哭、饥寒不可叫喊”，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喝斥。他从不让家属坐他的公车。有一次，他让我们去北京的一个地方看戏，离家很远。他按时坐车走了，让他的儿子寒生和我骑车过去。我们骑了很长时间，出了一身汗，到场时戏已开演。叔叔让我们先冲个凉，他到旁边的小卖部给我们一人买一件汗衫，让我们换上。他说：“去看吧，还能看到一点。”

　　戎生两岁多时，叔叔教他学游泳。他让戎生抱着一段竹筒跳进水里。戎生不敢下水，叔叔就一下子抱起来把他扔下水。戎生五六岁时，他送给戎生一支从一个地主家缴来的小手枪，并告诫说：“好好学，长大就当兵。”叔叔生前留给戎生的最后嘱咐，也是关于工作的，他说：“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

　　叔叔对我也严格要求。当他听到我读高中后，虽然功课比较好，但仍是“捣蛋鬼”时，心里十分不安。他认为，这同我长期与祖母生活在一起，在祖母的溺爱下成长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决心让我转学到北京读书，以“严加管教”。1959年夏天，他就把我带到北京。

　　暑假里，叔叔亲自为我、戎生和寒生制定了作息制度，安排了学习、劳动和文体活动。后来，我放寒暑假常去北京叔叔家小住。有一次，他说：“以后假期里不要老往北京跑，可以到农村去看看，特别是到老根据地去看看，看看那里人民的衣食住行。”

　　1964年夏天，我到苏北地区过了一个暑假。回来向叔叔汇报在苏北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新四军巧妙杀敌的故事，特别是在南通芦基港疗养院里，向一位被人们称为“双枪老太婆”的游击队长张妈妈学会了几首民歌，其中一首的前两句就是：“毛主席当家家家富，粟司令打仗仗仗胜！”叔叔立即不让我再说下去，并十分严肃地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那里一些主要作物的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多少？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多少？那里人民的子弟兵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多少？烈士们的家属与遗孤生活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结果我一条也没答出来，他狠狠地批评我说：“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据地。”

　　（选自《上海滩》杂志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