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高龄的朱践耳先生走了，回忆这几十年间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他虽从未给我上过一堂正式的作曲课，却让我从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悟出了良心和骨气。

　　家父是先生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友，我一直被先生视如己出。孩子的眼中，父亲永远是高大威武的，这与先生给人们留下的温文儒雅并总是轻声细语、不苟言笑的印象有很大落差。先生晚年耳背，一般耳背的人总是超大声地说话，但他却相反，轻到听他说话的人误以为自己耳背，太轻了。一次先生问我，小心翼翼地：你觉得我的音乐像我吗？像！我回答，像您的内心，不像您的外表：如果没有留洋回国后十八年的冷板凳、没有那些年中历经的种种磨难、没有历次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艺术家挚友……您的外表也一定同样像您的音乐。如果要用语言形容先生的音乐的话，那么排山倒海、气吞山河在我看来当是最合适的！

　　先生去世那天，不时传来的回忆文字都不约而同讲述着一位大师回炉听课的故事，而我正是那个坐在大师后排的同学。今天有哪位大师会去课堂正襟危坐听青年教师传授知识？多丢面子啊。先生可没考虑那么多，他是个满脑子只有音乐的简单人：留苏期间放弃研究生主动降为本科生，就为了能多学两年；年轻时，对面窗户里的女孩每天八小时的钢琴练习，于常人或许是噪声扰民，先生却说：免费欣赏了四年从巴赫到李斯特的音乐，可惜不过瘾，只能享受耳福，看不到乐谱。呵呵，阻碍了先生进一步深探“噪声”的构成要素；天生的旋律大师，《唱支山歌给党听》、《翻身的日子》的作者，却远离商业音乐，一头钻进曲高和寡的现代音乐之中；在国内个别音乐权威质疑聂耳的作曲家身份时（理由是没有交响乐作品就不能算作曲家），先生不止一次地表示，改名践耳就是要走聂耳没走完的路，聂耳的最大心愿是去苏联学音乐，然后写交响乐，这两点，先生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精彩。

　　去年十月，上海交响乐团为先生举办作品专场音乐会，我向先生提议，写幅字给指挥陈燮阳先生和乐团以示感谢，先生欣然答应，却用了一个充满幻想的青年学生的口吻：感谢上交拯救了我的交响梦。区区个人的梦，还是被拯救的，至于有否实现，有多美好，一概未涉及，一切留给后人去思考，判断。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上音作曲系人才辈出，先生约定身后将自己仅有的一套房产捐给作曲系，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有人说，捐出去的东西怎么能收回？我帮先生回答：先生是个简单人，他嫉恶如仇。

　　“交响乐并非西方的专利，对于西方一些国家，交响乐也经历从‘舶来品’到本国化的过程。如俄罗斯，至今还保留了大量的民间音乐，但没人否认交响乐在这片土地上深厚传统。中国交响乐在世界的地位，先生始终耿耿于怀，何况西方现代音乐领域，很多元素本就源自东方并从东方汲取灵感。老祖宗的音乐，没理由在世界上无一席之地。先生的音乐既写意、也写人，想来若是如这般的创作理念能持续走下去，现代音乐的发展是否也能峰回路转呢？”这段话，本是我受先生之托，为即将于10月21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先生的“天地人和”音乐会而写的，只可惜，这场即将举行的音乐会因先生的不幸离世而成为对先生的纪念和缅怀。

　　有人说先生是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确，肖氏是先生最欣赏的作曲家之一，先生的终极梦想是和老肖一样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十五部交响曲的创作。不过我倒是觉得，如果拿先生熟知的俄罗斯音乐前辈煮酒论英雄，先生更像是格林卡，俄罗斯的音乐之父。从此意义上讲，先生虽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丰厚的音乐遗产为我们开拓出产生中国的老柴、老肖的沃土，中国交响乐的春天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