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绍昌

　　今年春节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张林超，说是我30年前的国际新闻研究生。30年前的研究生！我哪里还记得名字。他说他们同班四人打算假上海国际中心邀请我们夫妇二人参加晚宴。30年前的学生邀请我们聚会，我自然乐意参加。他们十分热情，担任某出版社社长的韩玉亲自驾车接送我们夫妇。席间我的老学生们频频举杯敬酒，祝先生和师母健康长寿，使我们甚为感动。

　　过去的新闻记者要采访外宾时就得带上一个翻译。语言一经翻译，往往容易出错或是词不达意，闹出笑话。我记得1965年，当时我担任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1963年接上断肢的陈中伟陪同一位美国烧伤专家前来瑞金医院参观，由我接待。他们还带着一名翻译。外宾说到一些专业名词的时候，例如烧伤的焦痂（eschar）、自体器官（此处指皮肤）移植（autograft）、同种器官移植 （homograft）、异种器官移植 （heterograft）等专业名词，翻译有困难，我就代为译出来，当时翻译不以为忤，并不觉得丢脸，因为任何翻译不可能精通所有专业的词汇。

　　后来上海外国语学院（当时尚未改为大学）要建立国际新闻系，培养一批（第一批是7名）既熟悉新闻业务又精通英语的研究生，希望他们都能熟练地用英语进行采访和用英语报道。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钱维蕃和我的头上。钱老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英文报纸的记者，他曾是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和《字林西报》的记者，所以他是真正的国际新闻专家，而我完全是半路出家，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国际新闻，也不懂什么是国际新闻。也许因为我是个医生，知识面比一般的英语老师广一些，所以选中了我。跟随着钱老，我们这个“双钱牌”勉强挑起了这个担子。另外有两名年轻的讲师协助。反正有钱老做靠山，我也就勉为其难。上新闻课完全用英语讲课，这就算是“国际新闻”了。为了熟悉国际新闻业务，我从图书馆借来了三本厚厚的英文新闻书，拼命往脑袋里灌，书里看来的就在课堂上讲，十足的现买现销。谁知过了不到一年钱老不幸仙逝，他去世时才74岁。他一走，我失去了靠山，落得个犹如曹孟德所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接着两名讲师都出国了，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人能帮忙。在困境中，我只好硬着头皮独自拼命撑下去，我一个人竟开了三门课，都是用英文讲课。好在当时我还刚满60岁，尚有精力。在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这7名研究生后来总算毕业了。他们念得好累，但他们想不到的是我比他们更累。不过学生们对我的讲课比较满意，因为我常在讲课中常穿插一些外语笑话提高大家的兴趣。

　　如今当年的这批研究生早已独立成才，均已担任领导干部或私营企业主。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远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主丁汛为了探望我这个多年前的老师，特地从苏州赶来参加宴请。师生之谊实在情深。

　　后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国际新闻学院，院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郭可，他已经当了多年的教授了。学院培养了许多国际新闻专家，在全国的新闻机构担任要职。如今，国际新闻已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一门重要的专业，笔者当年的努力也算有一点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