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三件事让我出名

　　杨百万这样回忆—— 

　　当时个人没有本票，只有现金。我称过，一万元10元钞票是0.6公斤。我带50万元出去，就是30公斤。我就跑到公安局去，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我要从事国库券交易，能否请保安人员。后来上海《解放日报》社会新闻栏目上登过消息：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中国人民银行如果认为我不合法，那么现在公安人员跟着我，我怎么做买卖的他们都看得见，有事你们可以去问公安局。

　　那时大家都没见过大钱，你带着100万元现金，别人都会怀疑你非偷即抢。有一次在火车站检查安全品，检查人员要我打开包。我说：“我不能打开，要打开到你们办公室去打开，我怕被歹人看见要跟牢我。”检查人员从未碰到如此不买账的人。走进办公室，我打开包说：“都是钞票，可以带吗?绝对不是危险品。在外面不给你看，是考虑人身安全。”同时，我立刻把几包香烟掼过去。他们也很重视，马上通知乘警，请他们保护我的安全。就是这件事促使我萌发请公安人员的念头。以后我出门，保安人员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还带着枪，一路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到了外地银行，银行认为我正规，愿意把国库券卖给我。

　　1989年，我又跑到税务局。当时有关部门认为有几种人赚钱最多，我的名字排在第四位：上海市民杨怀定，利用国债买卖获取暴利。我马上跑到税务局咨询是否要交税。税务局的同志讲，我们早知道你了，并且表扬我主动上门报税。当时的背景是，个体老板都不大肯交税。报纸后来登了消息：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根据国库券条例，国库券是免税的，我买卖国库券也就不用交税了。

　　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就是这三件事让我出名的。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倒腾国库券的队伍里，并不仅仅只有杨百万这样单兵作战的个人，其实也有第一批证券公司的身影。

　　198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000多万国库券，如何处理?哪儿也找不到肯出这一大笔钱收购的买主。因为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名声在外，那边的人便火急火燎地给副总经理阚治东打来电话： “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换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阚治东感兴趣了：“我们可以吃进，什么价格?”对方报了一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1000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

　　1000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哪里去筹这么多钱?阚治东立即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毛应樑行长打了电话，毛行长同意了。于是赶到银行开出支票，指令虞志浩、边晓敌当天下午乘飞机即赴哈尔滨办理转让手续。随后，阚治东亲自出马，带领朱德明、郭纯和工行保卫处的几个同志，也火速赶到哈尔滨。

　　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钞票和国库券直接运来运去。阚治东他们此行也不例外。1000多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50箱国库券，足足装满了10个大麻袋。怎么运走呢?当时亲身经历的朱德明，今天讲起来还有点惊心动魄： 

　　12月的哈尔滨，大雪飞扬，滴水成冰。我们先是点数国库券数得天昏地暗。麻袋装好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绞尽了脑汁。

　　本来，我们想搭乘飞机回来，但保卫处同志从哈尔滨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我们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可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有保障吗?我们又包了几间软卧车厢，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看守。换下来待在软卧车厢休息的人，神经也不敢一刻松弛。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行李车上的看守人员就答一句：“安全。”就这样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颠簸，终于把它们安全运抵上海。